“互联网+”视阈下四川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的构建

"互联网+"视域下,政府治理模式和制度变革须迎合这一新的时代命题,相应地,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也须顺应这一新的变化。因此,立足"互联网+"这一外部环境,分析四川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究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的空间和发展路径的转型和突破,全面落实法治政府第三方评估机制,从而使第三方评估常态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真正成为一种督促政府改革的长效机制。     

论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路径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中国的基础,建立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充分发挥其传承导向、测度评估、激励约束、矫正防治功能,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余杭区为代表的区域性法治总体评估模式及以湖北、江苏为代表的区域性法治专项评估模式为地方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经验。各地应明确指标体系建设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以公众为评估主体,评估指标兼顾量化和质性,运用"互联网+"思维,落实应用机制等多种手段,提升法治指标实效性。     

地方法治督察的量化评估：功能异化与体系应对——以X区经验为例

自2019年全国开展法治督察工作以来,X区结合法治督察制度与量化评估方法,形成一种法治督察量化评估机制,其融合“定量分析”“定性评估”与“定期督察”的方法优势,在指标设计方式、评估主体的设定模式以及多元评估手段方面业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试点经验。结合相关试点经验发现,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功能异化反映在地方政府督察的单方主导性、自上而下评估方式的局限以及评估内容的形式化倾向方面。然而,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真正功能,一方面,应聚焦于反映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问题,而非将结果作为衡量地方“法治GDP”的竞争性指标,直接同地方政府工作绩效关联;另一方面,要具备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纠错功能,以便调整不同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据此,未来理应正确理解法治督察量化评估对地方法治状况的反馈作用,逐步剥离量化评估结果与业绩考核之间的利益关联。宜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要求,保持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结果的相对中立,反映法治督察的地方化元素。重视法治督察的公众参与,关注社会反馈效果。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

绩效评估是各国公共管理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管理工具。围绕如何准确评估和有效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这一核心问题,国内外理论界与实践界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在评估指标体系的完善、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评估技术的成熟等方面取得进展。但国内研究中也存在分类分层研究不够、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与绩效评估脱节、对绩效评估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过程考察不够、多种方法的应用尚欠整合、缺乏原创性研究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包括: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客观系统地描述地方政府治理现状;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管理机制;通过比较研究,提炼出可行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改进举措;丰富个案研究,推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构建。     

境外非政府组织评估:功能、定位与评估体系

评估作为一种有效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工具在理论和实践中已获得普遍认同,将评估运用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具有多重的治理功能,可以达到建立监督和约束机制,实现境外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的根本目标。要构建境外非政府组织评估的"理想类型",应该依据问题导向的思路,对评估主体、评估内容和评估客体这三个要素进行定位,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依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激励与约束,以此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使其行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     

网络公共空间的“净化”与秩序建构

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文以网络治理实践为问题出发点,对建构"多元参与、法治健全、管理有效、公平有序"的网络虚拟空间秩序所要依循的主要方向与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用网络社会治理秩序解决网络风险难题,从民主法治、公平、多方参与、共建机制等角度提出建议。     

党内法规评估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的分野及其应对

党内法规评估作为党内法规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既是发现立规不足、矫正执规偏差、提升施规实效的实践重点,也是理论界学术争鸣的关注焦点。通过对比分析中央与地方党内法规评估制度内容和重庆市两次党内法规评估工作,发现其实践需求与理论供给之间存在学理之“体”和实然之“用”错位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元参与”和“责任相关”的主体构成差异、“条文要素”和“时空条件”对象选择差异、“宏观全面”和“举要删芜”的指标设计差异、“单向落实”和“统筹兼顾”的成果运用差异。对此,应积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党内法规评估的理论回归逻辑和实践应对策略:一是回归制度,以责任导向系统界分评估主体;二是回归价值,以问题导向全面覆盖评估对象;三是回归现场,以目标导向精准衡量评估指标;四是回归治理,以效能导向多重落实评估成果。     

论政府绩效评估的定位及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府绩效进行衡量和评估也逐步成为公众和政府的共识。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治理方式,是一种市场责任机制,也是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有效工具。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是要有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我们可以从经济、质量、公平、稳定等四个方面构筑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建设新的农村社会和谐结构的法治环境

当前我国在建设新的农村社会和谐结构方面需要法治环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营造法治环境的途径也迫待探索。主要途径是:从法律上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利;改善农村权力关系,健全农村治理体制;支持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要有法治保障;要在农村建立科学的社会预警机制和社会危机处理机制。     

监察法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

<正>西方国家大多采用"权力分立"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有着诸多弊端,我国经过试点后,通过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告采用"监察法治(国家监察)"的新治理模式。监察法治模式是基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经由多年的权力监督实践而形成的。监察法治模式的完全建成,还有赖于保持监察实效的持续性并由此促进民众对监察的信仰生成。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特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评估研究

近年来,关于网络谣言的争议案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网络谣言本身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且当前我国法律中有关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为治理网络谣言提供的法律依据不够清晰,使得个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进入了网络谣言罪名体系的制裁范围之内,造成了司法困境。针对这一问题,从"社会危害性"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重点研究违法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即是网络谣言对谣言受众生活影响的累加,通过三元素法对网络谣言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相关法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增强管理机构及评估人员专业化、提高民众认知谣言的能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等途径,不断探索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思路。     

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生成与演进逻辑——从法治概念到评测指标的过程性解释

当前中国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经验的模仿与参照,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仍处于"断裂状态"。提出建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关系模型,将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分解为"法治概念"、"法治制度维度"、"法治测量指标"三个阶段,并依照评估进路对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作出过程性的阐释。其中,在法治概念阶段,提出法治"操作定义"的类型化及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在法治制度维度阶段,提出法治制度维度的操作准则与维度范围;在法治测量指标阶段,提出法治测量指标的设计原则,作出法治测量指标的操作试验以及建立法治测量指标筛选的数理模型,进而为中国法治评估活动的普遍推行提供理论层面的有力支持。     

法治:政府治理的理性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 ,经历了从政府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我国的政治发展也证明了对公权限制最有效的途径是提供法律制度的保证 ,法治是政府治理的理性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治扬州的量化评估研究

法治建设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应该可以运用各种方式加以观察和量化评估。近年来,不仅众多国际组织的相关评价指标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与地区的法治评价,国内部分地区也开始试行区域性的法治指标体系。通过吸纳先进的经验与成果,运用科学的法治评估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对扬州法治建设水平进行描述,并运用指标体系对该区域的法治水平做出整体的、统一的说明与评估。     

论法治思维的基点及其基本准则

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其逻辑起点是治理活动(包括公权力的运行和广大民众的守法),它具有治理、合法、公平正义与责任等特征。我国当代的法治思维,应立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点上进行,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并应遵循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法治思维才有可能不偏离方向,才能得出正确的思维结果,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目标服务。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治理避免单一化的弊端,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当     

法治中国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法治能力的提升

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大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能够在依法治国的层面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法治中国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逐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围绕依法治国的方略进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要把握依法治国这一根本目的,着重提高法治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