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转型与中国国际安全体系观

国际安全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由特定行为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的整体。国际安全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处在动态变化中。     

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交流，中国文化正在逐渐被世界认以和认同，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国际文化话语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能力。国际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表达、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权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中国安全外交的方向和路径

<正>亚信会议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关于亚洲安全与信任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这次会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亚洲很多国家之间存在着高度不信任和不安全的情况,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矛盾和局部冲突,需要有一些机制性措施加以沟通。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在国际安全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应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安全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的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从而掉入“泛安全化陷阱”。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国际合作,实则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审慎塑造安全议程,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应坚决反对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在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共识和作出积极贡献。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

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的演变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控理论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际军备控制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重要影响。新现实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美苏70至80年代的核军控进程起了某些积极影响。当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还包括和平研究、核威慑理论中影响核军控的理论、国家实力构成研究等。这些研究并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和规则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具体点说,是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问题。现代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并且逐步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形成今天的全球性国际社会。正是由于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而且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强势地位,国际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规则,基本上可以说也就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非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加以认同或抵制。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和事件由此而生。那么,什么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规则呢?国际关系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全球安全治理失灵失衡问题突出，这些使得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有必要。国家安全能力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实现总体国家安全，基于对国内外战略资源的动员，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能力。总体来看，国家安全能力主要包括国家安全观念能力、国家安全制度能力、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和国家安全动员能力等要素。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重视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安全风险防范和应对，促进安全事务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以及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科技赋能。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加迫切。虽然中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未来还需多措并举，从观念革新、制度保障、战略动员等多方面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

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政治实体组成的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内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多种政治实体，包括中央王国、独立的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实体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华夏体系、华夷体系和天下体系等子系统。古代中国体系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不同，是一种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观念分配对体系的稳定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抗震救灾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形象是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综合，简言之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奠定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接受的程度和国家的信誉，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提升中国地位的需要。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如何界定当前的国际体系?这一体系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哪些影响?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单极体系,在所有国际体系中,单极体系对崛起国家构成的挑战最大;作为崛起国家,中国有必要客观认识自身的处境,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单极体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政治资源

国际政治资源是国际社会资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发展状况和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转效率和兴衰。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应积极推进国际化资源战略,开发利用海外战略资源,参与国际事务磋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亚洲多边合作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的对策

<正>亚洲多边合作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实践,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现实,并引起国际关系学界以及各国政府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是多边合作的基本行为体,多边合作的基本功能是协调国家行为,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相关国家的利益。同时,多边合作均建立在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原则之上,并高度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国际机制在协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2012年2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亚洲堀起。2012年2月3—5日，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吸引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350余名政府要员及各方面的高级别代表，就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创办于1962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被视为世界最高规格的安全政策论坛和商讨全球综合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平台。历届会议都探讨国际总体趋势及最新、最紧迫的热点问题，因此有“国际安全形势的晴雨表”之称。     

国家身份、区域环境及中国的新地区主义战略选择

每个国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与自身身份相称的国际责任，而国际责任又是国家身份逻辑的自然延伸。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在范围与结构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责任的拓展。面对身份剧变所带来的“身份困境”以及国际社会中一些过分夸大中国实力的不实言论，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运行中,而且体现在有关国家保持或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对外战略之中。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代表一方通过国际制度框架内的规则、程序以及对规则和程序的塑造,以指引、约束他者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各方的地位和角色、话语权和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于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中,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互动理念。在上述承载着制度性话语权的不同层面,国家实力因素显然是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而多边外交能力在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譬如当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尤为关键,多边外交能力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制度谈判的策略和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组织中的话语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与角色实践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