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我国反恐刑法的限制模型

我国反恐刑事立法呈现出向恐怖主义周边行为扩张的趋势,刑法在进一步发挥维护安全价值的同时,可能将给国民的人权和自由带来风险。在人权保障深入人心的法治语境下,反恐刑法应当接受以下模型的限制:在宏观上,反恐刑法应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对于某些可以通过《反恐怖主义法》等行政法进行管控的行为,不应当规定为犯罪;在中观上,反恐刑法应当接受目的正当性下的比例原则的约束,对于不具有目的正当性或不符合比例原则下的子原则的立法意见,应予以否认;在微观上,反恐刑法应接受刑法谦抑性下的法益侵害危险大小与实害发生可能性乘积模型的检视,对于危险较大但现实发生可能性很小,或者危险较小但现实发生可能性较大的行为,原则上不能规定为犯罪。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恐紧追权”的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因此,中国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之间,甚至与日本之间应当构建海上反恐紧追权;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老挝、越南之间,甚至与印度、尼泊尔、不丹之间应当构建陆上反恐紧追权;中国与上述海上邻国和陆上邻国之间应当构建空中反恐紧追权。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属于国际习惯法,因此",反恐紧追权"的制度设计应当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海上紧追权的规定为蓝本。     

中亚地区反恐法律机制实证分析——以《上海公约》为研究对象

反恐问题长期困扰中亚地区,2001年《上海公约》的签订为破解中亚地区稳定困境提供了思路。《上海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明确了"三股势力"的概念;确立了以打击暴力恐怖主义为宗旨的基本原则;推动了地区反恐反暴机构的建立。经过12年的发展,公约不仅在国际法、国内法层面为中亚诸国提供了法律依据,更为中亚乃至世界安全秩序问题提供了国际立法方面的经验。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益及其立法展开

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因只强调政权安全、军事安全的主张而应重新扩展其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恐怖主义犯罪不利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本质上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据此,应将恐怖主义犯罪调整至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这有助于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面反恐。同时,为了保护共同安全,加强网络反恐,在践行人权保障的基础上,需要对我国刑法典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进一步解释与完善。     

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理论依据和立法建议

我国法律和国际条约都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但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适度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却是反恐斗争的内在要求。"敌人刑法"理论、限权与正义理论和权利位阶理论,都为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要坚持保障基本人权、限制和保障适度平衡、正当程序等立法原则,在立法中切实尊重并保障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构建恐怖主义犯罪特别诉讼程序、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制度。     

论中国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反恐立法,呈现出反恐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的趋势,但是,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存在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反恐经验,结合我国反恐实际情况,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法律体系,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在反恐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严厉的反恐刑事立法会存在"严有余,宽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反恐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以宽济严"的一面,从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效益的最大化。     

论恐怖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

对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应当尽可能地平衡兼顾国际反恐和对难民的国际保护。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要求不得将难民地位给予恐怖分子的反恐决议,应当被视为对《难民公约》中有关不符合难民定义的规定的扩大解释,构成了否定恐怖分子取得难民地位的国际法依据。对于提出难民申请的个人实施的具有恐怖性质的行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就其是否构成将导致难民地位丧失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认定。而为了防范和应对恐怖分子或者真正的难民在取得难民地位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同样应当基于不同的对象和实际情况,分别采取进行追诉并予以刑事处罚,予以驱逐出境的行政处罚,或者在从事特殊活动方面予以必要的限制,进行反恐怖主义的教育、宣传等具体措施。     

对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探讨

我国当前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为工具型形态,并表现为向对象型形态发展以及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联结的趋势。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比,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及心理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由外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作用而成,其中,传统恐怖主义向网络恐怖主义蜕变进而相互结合的根本原因是其主动抉择的结果。对其除了以技术性措施和制度性措施实行定向防控与全面防控之外,还需要对《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反恐法草案》的立法状况进行巡检,实现网络反恐的法治化。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及中国立法的完善

恐怖主义犯罪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的极大威胁,各国应致力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联合国制定的反恐诸公约中,越来越强调预防和打击恐怖犯罪的各项合作,我国已经加入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我国也是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非常重视反恐的国际合作。应当完善立法,特别是应当尽快设立反恐怖犯罪的专门法典,以更好地应对恐怖犯罪。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反恐特别侦查程序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治理问题,恐怖主义犯罪的极端性也决定了反恐侦查程序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反恐侦查所必然带来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上的突破,比如情报机构权力的扩大、对令状主义的弱化以及特别侦查手段的常规化等,但是这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人权风险。特别时期有特别政策,特别政策也需要有特别制约,在反恐特别侦查程序中也需要在强化国家权力与保持基本人权中保持动态平衡。应从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方面入手,权力制约上主要是侦查监督,在这里引入"检察引导侦查"的概念,权利保障上对恐怖分子的权利救济的限制,理应也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另外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条件地进行调整适用。     

《欧洲人权公约》下儿童权利的保护

《欧洲人权公约》①所倡导的保护和发展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理念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四项儿童基本权利的保护甚详。《欧洲人权公约》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区域性的人权公约意义非凡,虽然其仅仅只是一部区域性的人权公约,但是其所倡导的保护和发展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理念却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人权公约》虽未设置专门的章节保护儿童权利,但儿童权利在公约的执行和遵守中得到了全面、充分的保护。     

反恐怖主义立法比较研究

恐怖主义是国际安全秩序的重大威胁。当前,我国同样面临着"藏独"、"东突"等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与世界主要国家有关立法相比还比较薄弱。制定《反恐怖主义法》、科学界定恐怖主义及其有关概念、健全预防恐怖主义的法律制度、加强国家级反恐组织机构建设、增设恐怖主义犯罪的有关罪名、对恐怖主义实行严刑政策、完善反恐的程序法规定等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有利的保障。     

论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如运用监听监控等特殊的侦查手段,软化司法审查程序,延长羁押期限等,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因此,应统一反恐中的人权保障标准,严格遵循反恐特殊措施的适用原则,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手段,最低限度地克减权利或限制权利,保障人权。     

恐怖主义案件刑事程序立法模式探究

在当前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有关恐怖主义案件的刑事程序立法模式有"刑事诉讼法典模式"、"反恐法典直接模式"以及"反恐法典间接模式"三种.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没有对恐怖主义案件诉讼程序作出特殊规定.借鉴"反恐法典直接模式",在我国反恐怖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特殊刑事程序,不仅符合当前我国同恐怖主义犯罪的斗争形势,有利于预防和惩罚恐怖主义犯罪,而且也符合我国反恐怖法的发展现状.     

论我国反恐法律制度体系的建构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反恐法律制度体系已粗具雏形。面对严峻复杂的反恐斗争形势,只有实现自身的科学化、文明化与规范化,我国反恐法律制度体系才能发挥保障人权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作用。先进科学的理念是建构反恐法律制度体系的价值追求与终极旨归,我国反恐法律制度体系应将正义理念、法治理念、人权理念以及创新理念作为建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对于研究反恐斗争规律,指导反恐斗争实践,而且对于反恐法律制度体系的科学化、文明化与规范化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监控与隐私保护平衡研究

欧洲人权法院作为保障个人基本自由的重要国际人权机构,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生活受尊重权”为基础,通过解释及适用公约而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备的监控与隐私保护平衡规则,要求成员国采用监控措施应当同时符合合法性、目的正当性及必要性等三项标准,否则便构成对公约的违反.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鉴于我国监控制度的立法缺憾,有必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的路径,通过构建适当控制机制及救济机制以完善我国监控制度.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防范与控制

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 ,防范和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首要问题是 ,国际社会必须统一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 ,消除双重标准 ,为国际反恐合作奠定基础 ;并且每个国家均应完善刑事立法、健全反恐机制和加强多途径的国际合作     

中澳反恐刑事法比较及启示

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犯罪,中澳两国均应时而动,进行了一系列刑事立法调整。在反恐法律体系中,两国都颁行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但反恐的刑事制裁功能仍集中体现于《刑法》相应条款中。以此为出发点,对中澳两国现行反恐刑事法律进行比较分析,吸收先进立法经验,在我国立法修订中建议以专节设置"恐怖活动犯罪",明确以"行为"为核心的基础概念,单独设立"恐怖行为罪",配置刑种多元、适用合理的刑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