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需要厘清七个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从诉、审关系上看,是加大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从侦、诉关系上看,则是强化了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监督力度。这对承担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职能的公诉检察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公诉部门的检察人员必须认清形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走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误区,坚持客观公正义务,树立证据裁判意识,遵循程序法定原则,强化侦查监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发挥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公正之功效。     

浅析设立证据展示与预审听证的必要性——试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审理刑事案件同时审理非法证据排除之诉的具体程序.这一程序设计,容易导致诉讼程序混乱,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果.为此,有必要在正式审理刑事案件前通过证据展示和预审听证先审理非法证据排除之诉.结合呼格吉勒图冤案,本文就这两项程序的价值进行了深入论证,并就相关得程序改革提出了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庭审实质化

传统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为核心,未对证据能力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不利于实现庭审的实质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行,有助于完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进而推进庭审的对抗化、精密化和规范化,优化庭审的功能。应当以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切入点,进一步强化程序公正意识,使庭审成为审判和诉讼的中心。     

论“善意例外”规则

“善意例外”产生于美国,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限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明确规定“善意例外”规则.由于我国法律对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的制约不足,其中的“合理解释”与“补正”多为程序瑕疵的弥补,存在“善意”的空间,适当借鉴“善意例外”规则,有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实施.     

从程序正义原理看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完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从程序正义原理考量,新出台的规则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对比应从强化审前程序对证据排除的筛选机能、赋予审前准备程序具备确认证据排除效力、确立权衡法则作为个案裁判衡量的基准、建立类型化的证据排除判断标准、建立实时且独立的异议抗告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非法言词证据之认定标准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定了以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判断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设立之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和办案程序,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以“非法方法”作为非法言词证据的判断标准并不能够满足该制度之目的与要求,应当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自白规则为要素、人权保障为主线,综合进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典型案例分析——以J省D市司法实践为样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J省D市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结合案件情况和实践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探索了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路径:运用多种方式联合证明取证合法,以庭前会议作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制度支撑,并通过印证规则判断证据真伪及证明力大小.刑讯行为之界定需要结合“痛苦规则”进行个案分析,“刑讯”是因“逼供”是果,并非所有刑讯行为均会导致排除有罪供述的后果.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许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之，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强化人权保障和设立公正规则的价值取向，“程序合法”已成为司法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应当在此基础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法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程序构建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与人民监督员监督方式的构建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价值在于保护人权,防止警察违法取证,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意义入手,阐述了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关系,并在非法证据排除活动中引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理念,进一步完善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     

中国语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争——本土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反思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当前我国理论界立场繁多,却有自说自话之嫌,改革主张繁荣,却缺乏系统整合。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梳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憧憬方面,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理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进路方面,呈现出整体革新与渐进改良两条进路。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整合,未来我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还需要注重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对他域话语资源作批判性解读;二是对该证据规则的吓阻功能及我国制度环境的容纳能力作经验性研究。     

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需要,不同法系之间以及同一法系不同国家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目的在于为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借鉴。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程序倒逼”机制探析

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刑事诉讼应改变以往的"程序宽容"做法,通过庭审功能的实质性发挥,来强化审判对于侦查、起诉的引导制约作用,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法官敢于做出无罪判决、敢于排除非法证据,从而树立审判权威、提高司法公信、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从"程序宽容"到"程序倒逼"的转变,并最终逐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关于完善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程序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刑事证据制度:从逻辑规则向程序规则的演进——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切入点的分析

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样本,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证据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作了梳理,讨论了为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活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充分考虑中外法律传统、诉讼模式等方面差异,充分考虑国情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时的考量因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从以逻辑推演规则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不仅关系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与司法公正,更关系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则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遏制"冷暴力"讯问方式、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Motivation,Reconsideration and Exclusionary Reasons*

What do exclusionary reasons exclude? This is the main issue I address in this article. Raz appears to endorse what I label the “motivational” model of exclusionary reasons. He stresses that within the context of his theory of practical reasoning, exclusionary reasons are reasons not to be motivated by certain first‐order reasons (namely, the first‐order reasons which conflict with the first‐order reasons that the exclusionary reasons protect). Some of his critics take him to be committed to another model of exclusionary reasons which I label the “consideration” model.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exclusionary reasons are reasons not to consider or think of the conflicting first‐order reasons. I argue that Raz's account of the exclusionary function of decisions suggests a third model of exclusionary reasons which I label the “reconsideration” model. In the reconsideration model, exclusionary reasons are reasons not to reconsider the balance of first‐order reasons. In this article I show how the reconsideration model differs from both the motivational and the consideration model and how it can account for the exclusionary function not only of decisions but also of personal rules and authoritative directives.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美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确立刑事证据规则之经验借鉴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是目前我国论证刑事证据立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近代 ,美国和德国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在设立和发展这个规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对两国排除规则的内涵 ,设立排除规则所要达到的目的 (或称为排除规则的理念 ) ,排除规则的范围 ,运用排除规则的限制等进行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我国设立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