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适用于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不尽相同。中国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其必要性,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和做法构建我国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冤假错案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结合理论的方式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进一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难的思考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各地法院相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土壤、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差造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难,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人权。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确保刑事证据证明正当性的一种证据可采性规则。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长期盛行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这种观念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思想的缺失相联系,成为阻碍我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原因。证据立法的滞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性缺位,是这种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强烈体现。作为刑事法治的试金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并对检察机关如何适用该规则作相应阐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论述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取证和采纳证据的影响,提出:为了使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进行,必须了解和研究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遵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作者分析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建议我国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笔者试对如何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国外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程序中,都确认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应予排除。该规则是人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再思考

两高三部发布两个证据规定以来,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越来越引起立法者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何确立,反映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基本态度。本文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相应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首先讨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法律规定,再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分析,总结中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现状,进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多视角推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不仅关系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与司法公正,更关系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则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遏制"冷暴力"讯问方式、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德、美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确立刑事证据规则之经验借鉴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是目前我国论证刑事证据立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近代 ,美国和德国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在设立和发展这个规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对两国排除规则的内涵 ,设立排除规则所要达到的目的 (或称为排除规则的理念 ) ,排除规则的范围 ,运用排除规则的限制等进行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我国设立排除规则     

刑事证据制度:从逻辑规则向程序规则的演进——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切入点的分析

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样本,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证据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作了梳理,讨论了为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活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充分考虑中外法律传统、诉讼模式等方面差异,充分考虑国情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时的考量因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从以逻辑推演规则为基础...     

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中国2010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作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瑕疵证据"和部分"非法证据"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所谓"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无论是从侵害的法益、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看,还是从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来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具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构成了对此类证据予以补正的主要理由。司法解释确立了"瑕疵证据"的范围、补正程序、补正的标准以及补正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无论是对"瑕疵证据"的界定,还是对此类证据的补正,司法官员都可能存在误读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规则的运用,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需要,不同法系之间以及同一法系不同国家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目的在于为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借鉴。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     

中国语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争——本土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反思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当前我国理论界立场繁多,却有自说自话之嫌,改革主张繁荣,却缺乏系统整合。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梳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憧憬方面,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理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进路方面,呈现出整体革新与渐进改良两条进路。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整合,未来我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还需要注重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对他域话语资源作批判性解读;二是对该证据规则的吓阻功能及我国制度环境的容纳能力作经验性研究。     

案卷移送主义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革命根据地就在刑事诉讼中形成了案卷移送主义的司法传统。在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颁布以后,案卷移送主义被视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重要配套措施。在对抗制审判方式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过程中,案卷移送主义不仅由庭前移送发展到庭后移送,而且由司法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尽管案卷移送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案卷材料与法庭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彻底切断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案卷移送主义不仅导致法庭的非法证据调查流于形式,而且导致法庭难以排除受到辩护方质疑的非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