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协同关系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现代城市发展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社区多元主体间相互协调并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成为发展形势的必然。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关于协同关系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国内外关于研究现状和结果的四个方面内容:社区治理的体制、多元主体、模式以及协同治理。     

西方国家应急管理综合化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作为整体型政府构建的重要内容,应急管理综合化旨在密切应急管理主体间联系、凝聚资源、促进协同,以提高管理效率。西方各国提出了应急管理综合化概念,构建了综合性应急管理模式,并从组织机构、法律法规、预案体系和信息系统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改革。当下,西方国家应急管理呈现出由单兵作战向主体协同、由单纯事后处理向全过程应对、由单个国家管理向全球合作等综合化特征。借鉴西方应急管理综合化改革经验,有利于推动我国应急管理改革,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从协同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应急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两种模式，而协同治理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已有学术研究中，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不加区分甚至视为相同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协同治理、合作治理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主体地位关系、治理手段和治理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别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的治理，比较适用合作治理模式。实现合作治理模式需要从五个方面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     

物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共生路径

物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提升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意义重大。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管理体系,两者的有效融合关系到和谐社区、文明社会与幸福中国的构建。新时期,物业管理在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为此,需要法制创新,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需要体制创新,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组织创新,兼顾市场利益与社会效益;需要管理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协同治理视角下“三社联动”机制的建构与完善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当前,推进"三社联动"机制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以协同治理来审视"三社联动"机制,发现两者在主体多元性、目标共通性、过程互动性、行为规范性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契合性。完善"三社联动"机制,可以在营造多元主体格局、强化社区善治目标、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构建行为规范体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     

演进中的城市社区中的城市社区:消解与重构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传统城市社区受内外因素影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敏锐把握这一变化,深入分析背后原因,研究城市社区的演进路径,重塑社区功能主体,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城市社区的消解是社会发展进步、城市化进程和体制变化的结果,其演进过程可划分为统治、管理、治理、社会生活共同体四个阶段。重构、完善社区的功能主体,必须注重把握以下几点:一要强化法治意识;二要健全组织体系;三要加强队伍建设;四要理顺内外关系。     

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融模式及其实施路径

随着城市社会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急剧增加,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成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工智能技术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坚力量",正在颠覆传统的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掘,多数实践忽视了体制机制流程优化和社区的人文关怀。基于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回路与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反馈的技术回路紧密联系、相互反馈的思想,提出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融模式,并顶层设计共融模式的科技支撑方案,可有效助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美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向及其启示——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考察

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探索,美国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已相对成熟,但其政府绩效管理仍面临着绩效价值"效率至上"、绩效治理网络不健全、绩效领导力不强、管理过程陷入"工具主义"窠臼等困扰。奥巴马执政时期是美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探索的重要阶段,在继承既有绩效管理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其推行"优先绩效目标"、构建"实践工作社区"、实施《政府绩效与结果现代化法》等,在推动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变革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本研究通过对奥巴马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发展的梳理,厘清政府绩效管理价值、组织、制度、技术四个维度间的内在关联,归纳抽象出具有一般性规律的政府绩效管理正三棱锥模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可借鉴美国绩效管理的最新成果,增强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价值意蕴,提升政府的协同治理绩效能力,加快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

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下,"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使得城市社区组织承担了过去由单位负责的安全保障职能,社区已成为我国协调城市治理和保障城市安全的基础性载体。尤其是面临各种难以预知的突发灾害时,其社会防灾救灾功能就显得日益重要。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作为城市应急机制建设的重要环节,理应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优先发展的方向。针对当前我国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现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导性作用,采取多种对策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城市社区“五级治理”模式创新实践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公共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城市社区公共事务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一变化.因此,对传统城市社区管理进行创新,构建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势在必行.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创新的“区-街道-社区-居民(庭院)小组-楼栋”(简称“五级治理”)模式不仅依托社区自身个性,而且实现政府主导向协同治理转变,其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政策依据,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蕴含了重要的政策价值内涵.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目前金星社区“五级治理”模式已经在盘龙区全面推广.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析: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基于长沙市岳麓区社区多元共治个案观察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笔者结合博弈论和"社区治理"的一些前沿理论,以长沙市岳麓区为个案观察,探讨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并提出了要厘清多元主体,优化治理结构;建立多元平台,拓展参与渠道;优化多元服务,提升生活品质等推进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和构建社区良性生态的建议。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社区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元治理理论认为,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唯一元治理主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为"一核多元","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居委会是关键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驻区单位是重要支撑、社区居民是坚实基础。这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依据元治理理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就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