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第三人制度

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的概念切入,论述建立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在介绍与总结世界各国立法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需要使用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几种重要情形,提出了建立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需要考虑的几点因素。     

论仲裁程序中的第三人

随着商事交往的发展,仲裁第三人问题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并成为仲裁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仿照诉讼第三人制度建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理论存在种种缺陷,应当从实体角度定义仲裁第三人,并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界定仲裁第三人的范围。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浅析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是否应设立第三人制度一直颇受争议。本文试对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范畴予以界定,并逐一分析正反两派的观点,认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是仲裁价值的追求与意思自治自身发展轨迹的体现,有利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影响仲裁的经济性、便捷性和私密性,同时也体现了当今国际商事活动的实际需要,是立法和仲裁实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浅析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是否应设立第三人制度一直颇受争议。本文试对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范畴予以界定,并逐一分析正反两派的观点,认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是仲裁价值的追求与意思自治自身发展轨迹的体现,有利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影响仲裁的经济性、便捷性和私密性,同时也体现了当今国际商事活动的实际需要,是立法和仲裁实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浅谈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

晚近商事仲裁实践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肯定了仲裁协议的第三人应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的主张,并允许第三人参与仲裁。我国现行《仲裁法》中没有第三人制度的规定,但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第三人问题已无法回避。     

评析设立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维护仲裁的本质

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和跨国多方当事人合同争议的增多，仲裁第三人问题引起仲裁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在是否有必要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阐明了正反两方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并列举了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和实践经验，通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笔者驳斥了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认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本质决定了仲裁庭的权力来源于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授权，不能设立第三人制度使仲裁诉讼化，失去其自身的优势。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规则制定和实践中，证据开示制度构成了仲裁庭庭前准备步骤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实施符合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特点，满足国际商事仲裁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证据开示制度直接推动了仲裁程序的进行，同时它便于双方当事人认识和确定双方争议焦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双方达成和解。与诉讼相比较，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开示范围和保障有其特殊之处。我国的仲裁立法和规则可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适当吸收相关规则，以完善和发展仲裁中的证据制度。     

仲裁协议第三人刍议

其他国家关于仲裁第三人的立法多把进入仲裁后的第三人认定为当事人,我国仲裁法学界大多数学者则将其称为仲裁程序进行中的第三人,两种倾向均有偏颇。通过重新界定仲裁协议第三人这一主体的概念消除我国仲裁法学界因主体定位错误造成的目标主体与论据主体的冲突,揭示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本质涵义,并定位仲裁协议第三人进入仲裁后的主体角色。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李玉泉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仲裁已逐渐发展成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主要手段。有效的仲裁协议是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有句依据，是仲裁程序的源泉。因此，正确阐明仲裁协议的效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以下简称仲裁协议...     

论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与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完善

由于仲裁以存有仲裁协议为前提，加上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第三人制度未作规定，因而仲裁程序中是否存着着仲裁第三人便成为仲裁理论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就此作一探讨，求教于方家。     

国际商事仲裁"非地方化"理论与实践

按照传统国际商事仲裁观点,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应当也必须受某一特定国家法律的支配,而仲裁地法支配仲裁程序一直是一项被普遍接受的原则。但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一种试图使国际商事仲裁摆脱任何特定国家法律控制和支配的趋势,主要是在欧洲大陆提出并加以发展的被称为"非内国化"(de。nationalization)或"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的国际商事仲裁理论。该理论冲破了传统仲裁观念和制度的藩篱,其中的合理成分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仲裁立法和实践所接受。本文旨在对国际商事"非地方化"仲裁的理论和实践分别作出剖析,希望对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有所帮助。     

简析中国商事仲裁“双轨制”与国际商事仲裁惯例接轨的方式和途径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起步相对较晚,又因一系列原因与现行相关国际商事仲裁常规有一定出入,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的特点,在实践中,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有必要思考和研究我国商事仲裁"双轨制"如何与国际商事仲裁惯例相接轨。     

国际商事仲裁的透明度问题研究

保密性一直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优点之一,但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范围的不断扩大、WTO透明度基本原则的影响以及投资仲裁透明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也掀起透明度改革的浪潮.当事人协商一致将争议提交仲裁旨在能够得到公正裁决,因此如何保证仲裁程序以及裁决的公平公正尤为重要.透明度的增加可以增强国际商事仲裁的可预见性,使得当事人更加信赖这一争议解决方式,并能增进公众对仲裁的了解.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透明度与公众参与、披露义务不同,透明度改革并非完全摈弃或者推翻保密性.实践中,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纷纷修改其仲裁规则以彰显增进透明度的决心,但由于仲裁的保密性,其执行情况仍不容乐观.     

论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干预

一、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涵义 国际商事仲裁又称国际经济贸易仲裁,针对一国而言可称涉外商事仲裁。它是指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当事人双方依事先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有关争议提交给某临时仲裁庭或常设仲裁机构审理,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的制度。[1] 国际商事仲裁在13-14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林立的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纷纷修改或重新制定仲裁法,把仲裁作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方式,专门规定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有关问题,设立常设仲裁机构,受理或专门受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许多国家在完善国内仲裁制度的同时,往往也适时地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汲取了有益的成份。[2]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还通过不懈的努力,先后签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协调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冲突,不断完善国际     

国际商事仲裁市场的发展与我国仲裁责任的重构

仲裁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其自身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竞争性的国际服务市场。我国的国际仲裁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如何重构仲裁责任制度对于我国应对WTO下的优化争议解决制度的要求十分重要,但现行的仲裁责任制度很不完备,无疑要借鉴国际上的做法,进行本土化的调整和完善。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仲裁责任制度的重构,从各国的仲裁责任制度到中国内地的理论和立法先后进行了阐述分析,并提出建立有限仲裁责任制度的观点。     

国际商事仲裁两题

国际商事仲裁是目前为止跨境商事争议解决最为有效也被最广泛采用的方式。国际商事仲裁有其自身的规则。在涉及国际商事仲裁的问题上,不应完全套用我国境内商事仲裁的思维。国际商事仲裁的快捷性是相对的。但比较国内诉讼特别是跨境诉讼程序而言,仍有其效率上的优势。     

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适用

公共政策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广泛应用于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中。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公共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自身缺陷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共政策优越性的价值体现。各国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过适用公共政策，对仲裁协议、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施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案件中潜在的公共政策抗辩问题来看，对公共政策严格解释、严格适用是各国法院的普遍趋势，国际商事仲裁将会在更加自由和自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论公共秩序审查和中国仲裁的司法监督

一、关于公共秩序的概念 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是各国国际私法所普遍承认的一个法律概念,成为拒绝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以及拒绝适用外国法的传统抗辩理由。国际商事仲裁的普遍推广,使公共秩序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重要意义日益明显。其涉及到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及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等多方面的问题。     

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在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时 ,应适用或参照《纽约公约》的规定 ,可仲裁的争议事项范围尚有待扩大。我国一些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已有限地赋予了当事人对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选择权 ,“非内国仲裁”理论的某些合理内容 ,我们可以考虑借鉴吸收。我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适用 ,以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为主 ,但不得违背我国强行法的规定。基于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现状 ,仲裁法的修改目标之一应该是使我国至少成为对外商有一定吸引力的一个新兴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使仲裁程序更加简捷 ,以便利当事人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的双重制约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 ,是各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司法监督手段。针对国际商事仲裁界关于该制度的存废探讨 ,笔者在肯定了撤销程序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 ,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关注其双重制约因素 ,在不破坏仲裁解决纠纷的前提下 ,实行必要的司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