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洛克的法律思想

在欧洲法律思想史上,洛克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天赋人权"原则,这是其社会契约论自然法思想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法律观"以及系统的自由学说,阐明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本文从"社会契约论""自然法""法治原则""自由思想"四个角度来具体阐述洛克的法律思想。     

营业自由及其限制——以药店距离限制事件为楔子

营业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下公民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对营业自由的规制包括营业机构的登记、为公共安全和秩序而设的许可、专业技能和知识领域的许可，以及公用事业的特许。对营业自由的限制必须接受审查：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限制营业自由的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比例原则所包含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对限制营业自由的实质正当性加以审查。     

浅析云南省科技促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主要从云南省廉政建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目前云南省科技促廉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目前云南省科技促廉建设中存在的诸如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检查侦查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云南省科技促廉建设应当坚持政府采购的一般原则,减少"寻租"的机会;完善侦查检察权;利用现代媒体加强反腐倡廉教育。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更不等于自由擅断。现代自由心证已经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擅断的弊端,既强调法官的自由判断,也强调法官应遵守法律的规定以及判决结果和理由的公开性,是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证明方法自由原则在CAS兴奋剂仲裁中的适用及例外

证明方法自由原则是指与反兴奋剂违规有关的事实可以通过包括自认在内的任何可靠手段所确认。证明方法自由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在CAS兴奋剂仲裁证明活动中的具体化,由于CAS兴奋剂仲裁庭没有类似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证据规则以遵循,因此当事人可以在不违背CAS所在国瑞士强行法的前提下自由使用任何证明方法。证明方法自由原则保障了当事人使用合理证据方法维护自身权益,但由于其基础理论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因此规则对这一原则适用的束缚构成例外情况,而适用与例外构成了证明方法自由原则的面面观。而例外情况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当前我国兴奋剂纠纷仲裁制度正处于建设阶段,对证明方法自由原则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相关规则的制定,为全球反兴奋剂活动提供有益的成果。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现代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契约自由原则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以限制契约自由,实现契约的实质正义为典型。然而这并没有也不应该削弱自由原则在契约法中的地位,而是它顺应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契机。     

浅析罗尔斯正义论

罗尔斯通过对其正义理论的论述,得出了自由平等原则、差别原则、公正机会平等原则三项正义原则。他的正义理论植根于美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中,对于其理论学者们评论不一。本文主要从其理论构建、评析以及对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启示等角度出发,分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论格式合同之利

格式合同如同现代经济生活的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格式合同具有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等优点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格式合同使民法和合同法的自由、公平、平等原则受到限制的缺点也不容忽视。     

诚信：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本要求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且最容易膨胀失控滑向自由无度,因而也是最需要防范又最难以控制的一种权能力量。本文从诚信的道德和法律要义、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权的来源和特性以及廉洁诚信政府建设之角度,阐述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诚信要求。     

一个层面的两个层次——对行政法治二元结构的质疑——阅读余凌云教授《行政自由裁量论》

现代行政是一种"自由裁量"的行政,行政自由裁量能使行政主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但是也容易导致行政权力行使的主观性,任意性,造成行政权的滥用与失控,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已成为行政法学者的共识,在阅读了余凌云教授的《行政自由裁量论》之后,本文试从行政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是否在同一层面对行政自由裁量进行控制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兼评乔尔·范伯格的限制自由原则

我国近些年的刑事立法缺少界定犯罪化正当性的基本立法原则。对刑事立法者而言,首先需要依据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保证国家正当地通过刑法禁止某个行为。在假定自由有限的前提下,美国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在其著作《刑法的道德界限》中重新阐释了以损害原则为首的一系列限制自由原则,成为英美法语境中对犯罪化界限的经典表述。范伯格在方法上回避对法哲学抽象问题的讨论,按照如孙斯坦所说的"未完全理论化"的方法展开论述,体现了后现代法学的多元主义立场。他归纳的这些限制自由原则适应了多元价值时代的需求,对我国刑事立法确立基本立法原则,摆脱现存的随意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以及防止过度犯罪化等具有现实意义。     

论起诉裁量原则与免予起诉

起诉裁量原则,又称起诉便宜主义("起诉便宜主义"一词来自日语,德语为Opportunitatsprinzip,究其含义译为"裁量原则"为妥),是现代刑事诉讼立法所采用的一项起诉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虽已具备充分证据和追诉条件的犯罪,仍可基于自由裁量权,酌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离婚标准的立法原则与价值取向

离婚既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是情感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本文总结了确立离婚标准的立法原则,分析这些标准的确立机制以及蕴含于标准之内的价值取向,探讨如何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取得平衡,达到离婚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发展。     

试论罗尔斯正义原则及其社会制度建设意义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他所强调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分配正义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以及正义制度对个体道德的诉求等内容对于加强社会的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对两大正义原则的具体构成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力求揭示出罗尔斯正义理论和正义原则在制度建设层面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个案解读比例原则的现实价值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体系的"帝王条款",是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所必须予以充分考量与贯彻的"皇冠原则",更是促成现阶段的中国行政主体人性执法、理性执法、柔性执法的催化剂。本文立足于比例原则的涵义、起源与研究现状,结合近来发生的实际案例,来探讨分析比例原则对于约束公权力行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价值。     

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契约自由——以格式合同为例证

吉尔莫所谓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也即和契约正义"合体"的契约自由的丧失。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着"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契约自由背离了契约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契约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契约的再生。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格式合同,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合体"。本文以格式合同的典型司法案例为例证,研究了如何将经济法关于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引入格式合同的民商事审判,以探索一条如何达致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新的"合体"以及契约自由再生的司法实践路径。     

论康德道德神学对心灵秩序的自由根基重置

探讨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以确证道德发展秩序的根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论域,康德以此建构其道德神学;基于对启蒙的内在困境与现代伦理悖谬的深刻领悟,康德试图通过道德理性自身的启蒙以及宗教的启蒙确证现代理性道德信念,使自主性自由的理念成为道德神学最强有力的建构性原理,不仅将上帝存有的道德证明的实在性意义限制于主体性确证的实践理性自由领域从而超越了自然实在论,而且促进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进程,即实现了向"信仰性道德"这一现代信仰形式的根本性转变。然而,无论是基于意志自律的信仰性道德还是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都招致了诸多质疑与误解,最终把心灵秩序或弃恶向善这一心灵改变的根基问题呈现出来;对于心灵秩序的根基究竟应该是恩典自由还是理性自主自由的辨正,则涉及人文道德与宗教信仰关联的复杂性、康德自由理论对于"自我本性"与"主体性自由"的确然区分、现代人文主体的人性自救与上帝恩典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张力等问题的认识。     

从民法的角度看连体人的分离权

分离权是连体人特有的人格权,它是维护连体人个体独立存在的必然,是连体人个体充分享受自由的前提。连体人的分离权具有共有、依附、有限支配等法律属性,它的行使应遵循"不侵害生命原则"、"牺牲性分离须具正当性和合法性原则"、"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以及"法院最终决定原则"等。     

论民事诉讼证据裁判原则

现代民事诉讼遵行证据裁判原则,即当事人和法院应当运用经过证据调查后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来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在证据裁判原则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采用"自由证明"即可.不过,真实性已经得到确定或者不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经验法则、交易习惯等,通常不适用证据裁判原则.法院违背证据裁判原则的,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     

伦理、理性与自由——论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在商业经营中的基础地位

由于自然人固有的权利能力以其伦理属性为基础,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则以其心智水平为基础,所以自然人的民事能力本身便蕴涵着成为商事主体、从事商业经营括动的能力.自然人的"商事能力"无需商业登记来确认或者拟制,将商业登记作为自然人从事经营活动的正当性的基础,其理由不能成立.自然人的商业自由源自于其固有的民事能力以及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并且贯穿了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与法人企业,构成了现代商法中商事主体制度与商业登记制度的基础.以"未经登记,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为指导思想的商业登记制度,必将在湮没商业自由的同时,导向由准则主义向核准主义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