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监管——基于24起罢运事件的分析

出租车行业的罢运风波凸显了该行业的恶性生态现状。引发罢运的冲突点集中反映了两类矛盾和一个指向,即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司机与地方政府之间因管理缺失和管理不当产生的矛盾,罢运的矛头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各地政府。罢运事件集中爆发说明出租车行业进入了问题多发期,折射了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在准入、数量、价格及行业监管方面的不当为罢运预留了制度空间。改善行业生态现状,促进该行业健康发展,政府要逐步放松管制,畅通利益表达和诉求沟通渠道,理顺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     

破解出租车难题需双向调整

继重庆出租车罢运后,海南三亚和甘肃永登两地也有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提出不满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黑车横行等问题,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在地方党政要员及时回应,承诺了若干近期和远期目标之后,事态渐趋平复。但此前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亦时有发生;而此后,如何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化解了眼前的暂时性矛盾之后,一些深层次问题,亟须从根本上解决。自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多数城市实行了出租车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制度以来,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渐趋同。政府向出租车公司有偿让渡经营权,公司再向出租车司机收取份儿钱的方式,渐居主流。历次停驶风波中,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份儿钱过高,均是核心问题。由于出租司机相对于拥有垄断资源的公司,几无议价能力,份儿钱的高低,自然无法对等     

合肥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效应及其成因解析——基于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理论的一个解释途径

出租车市场采用何种模式与政府的管制政策关系密切.不同的管制政策产生不同的经营模式,而不同的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迥异.其中,因为采用"北京模式"的城市经常发生群体性事件而备受争议,对因管制政策而引起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学者们更多从利益集团理论进行解释.但作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解释.以合肥市出租车市场作为"北京模式"的代表进行分析,通过运用对司机成本和收入的调查所得出的数据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三大管制政策带来的效应,尤其是进入资格限制和强制挂靠这一管制政策所导致的司机利益向出租车公司的强制转移,然后以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理论为研究基础,从制度环境、管制政策的不合法和不合理性、出租车公司管理职能的虚置、出租车公司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链条等方面来论证得出合肥市出租车市场存在政府俘获问题,进而推出采用"北京模式"的其它城市的出租车市场也可能存在政府俘获问题.     

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政策制定研究——以"重庆出租车事件"为例

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从公共政策问题出发,"重庆出租车事件"可以作为有意义的例证.通过对重庆出租车行业政策制定系统三要素的分析,特别是对政府、出租车运营公司、出租车司机和市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探讨,构建了出租车行业政策制定的协商对话模式,各政策主体通过协商对话的民主形式平等参与政策制定,以此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论网购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之完善

网购中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时间差、交易手段虚拟等因素使得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而产生的纠纷也很多。针对我国网购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提高立法层次,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网络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将市场准入监管和网购行为监管相结合,加强事前防范,同时还要加快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网络监管专业人才。     

如何破除出租车垄断之局

2013年1月16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出通知，要求政府执法部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惩处拒载和不打表的出租车司机。然而，这些措施对于治理北京出租车市场乱象管用吗？     

股份制扭转“的哥”弱势地位

200万出租车司机,如果算上家属就有1000万人。他们的生存状态不能长期被忽视。宏观放开市场,微观改革产权,还出租车司机自身权利,出租车司机才能进入正常的生存状态。据了解,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除工作压力外,出租车司机还要承担三个额外压力。一是面临大量黑车的低价竞争。据了解,在上海、深圳等地,“黑出租”已超过正常出租车运营数量;二是对出租车司机执法不公现象存在,造成出租车司机心理不平衡;三是在经济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出租车司机对燃油涨价的承受力大大降低。     

农村征地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与加强

近年来,在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征地制度不健全,宣传不到位,角色错位,监管不力。加强政府在农村征地中的责任,应健全征地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征地宣传工作,准确定位政府角色,加强监管和监督。     

两岸食品安全危机的应对议题与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近年来,两岸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大陆地区以“三鹿”毒奶粉、“瘦肉精”火腿肠等事件最为突出,台湾地区的“塑化剂”事件和近期爆出的“大统油”和“毒牛奶”二案比较严重.这些不良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为牟取暴利,置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严重扰乱了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法制角度上对海峡两岸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相较于大陆而言比较完善,在监管体制、具体制度、社会监督及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在刑法上,大陆地区存在法律漏洞,未形成完整体系,而台湾地区的刑法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规制也是乏力.目前,大陆地区应通过构建相对集中的监管体制,完善食品安全立法制度和法律制度,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制定严格的违法处罚措施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从而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试论行业协会双重管理体制的改革

本文分析了现行社团双重管理体制对行业协会的消极影响,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改革行业协会监管体制的举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改革行业协会双重管理体制的思路:行业协会的所有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会务活动和业务活动,其会务活动应由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统一负责监管;协会的业务活动涉及哪个领域和环节,则由相应的政府部门予以监督指导,但它们不能干预协会的会务。社团登记管理部门对行业协会会务的监管工作,应当定位于“合法性监督”,而非“合理性审查”。     

论我国创意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策

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全球的新兴支柱产业,其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规范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创意产业运行的能力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机制,综合性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公众的认识也有待提高.创意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从加强立法和执法、加强政府监管、加强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我保护以及加强社会中介服务质量和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多方面进行完善.     

“入世”与行业协会创新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按照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游戏规则,政府与企业之间要由隶属关系变为监管关系,现由政府承担的许多工作将交给行业协会。行业协会要解决自身的“入世”问题,尽快与国际接轨。行业协会创新是建立新的经济运作框架、实现政府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行业协会要扩展工作领域,推进以民间化为取向的改革,同时,政府要实行“两个转变”,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浅议中国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文从理论视角和现实需要两个方面,探讨了旅游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缺陷,并从制定和颁布《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完善旅游合同制度、强化消费者协会和行业协会的合作与协调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简

各地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反映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不仅存在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而且存在监管主体责任不清、监管对象范围不合理、监管运行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作为干预责任主体,解决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监管”、“监管什么”、“怎么监管”及“监管责任如何”等问题回答,从而促进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各地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反映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不仅存在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而且存在监管主体责任不清、监管对象范围不合理、监管运行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作为干预责任主体,解决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监管"、"监管什么"、"怎么监管"及"监管责任如何"等问题回答,从而促进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     

每一级政府该做的事

2月6日下午,12名建筑工人、乡村医生、出租车司机、派出所民警、农民、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技推广员等基层代表,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走进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出席《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座谈会。为基层群众代表单独召开一次座谈会、直接听取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这还是第一次。     

行业协会参与创新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南京市行业协会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南京市行业协会为样本,分析其发展现状和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针对行业协会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要确立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健全组织结构和加强制度监管机制等对策和建议。     

从监管到治理: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法律促进机制的构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监管成效的预期,然而事实上具有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着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双重困境,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在治理理路下,社会责任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营利活动的内在约束和外在边界,应根据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关系在法律上构建促进机制,以催生和保护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动机。其对策是: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丰富政府的施政执法方式,落实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发挥食品行业内部制约机制的作用,走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建立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程序保障;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传递制度,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验机制。     

从监管到治理: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法律促进机制的构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监管成效的预期,然而事实上具有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着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双重困境,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在治理理路下,社会责任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营利活动的内在约束和外在边界,应根据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关系在法律上构建促进机制,以催生和保护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动机。其对策是: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丰富政府的施政执法方式,落实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发挥食品行业内部制约机制的作用,走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建立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程序保障;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传递制度,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验机制。     

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之政策取向

行业协会作为中国加快市场化步伐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从2001年起获得长足发展。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有三种生存业态:“二政府”模式、温州模式和上海模式。行业协会在协调企业和政府关系、帮助企业开拓市场、规范同行业竞争、代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行业协会的建设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制度安排还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构造,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借此提出了引导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五大政策取向,即:用法律形式明确不同行业协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对现有行业协会进行整合;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扩大协会经费来源;进行市场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