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部分供给过剩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较低.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治理模式、供给主体和筹资渠道.借鉴西方地方治理理论,对于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为: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强顶层设计的现实需要,是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保障,是协调推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根源于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表现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由执政党主导、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行。而在具体路径上,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地方政府企业化: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实现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的单边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协作"模式转型。文章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并提出合作对象选择、信息沟通协调、公民参与和监督评估四大机制的构建,以期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措施。本研究在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对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相关材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即引导型模式、强制型模式、自发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等四类模式。政府主导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症结是:政府超负荷承担垃圾分类工作,忽视对社会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培育,缺乏对市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支持。研究表明只有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纳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宏观体系中才能实现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即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相关制度、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各个环节协调发展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利益冲突与协调,始终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主题。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与治理机制等内容。根据国内外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地方利益冲突的协调模式归纳为科层制、市场机制、社群治理以及网络治理等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均有其优缺点,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制度空间,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绩效各异。中国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层制模式。针对当前区域利益治理模式的存在问题,需要在区域治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当代西方协同政府改革及启示

协同政府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新模式。协同政府强调政府部门间、政府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其构建依赖于政府的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和组织之间协同文化的塑造。协同政府模式对我国政府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公共危机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为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出现,使得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公共危机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视角,剖析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在现代危机管理中的体制性弊端,提出建构适应外部复杂动态环境,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公众合作互动的协同治理模式,以达成充分整合公共权力与社会资本,"合力共治"公共危机的良好局面.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