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及其研究价值——从“全球性结社革命”和合作治理谈起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形势,势必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管理与服务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既是来源于合作治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治理。从合作治理的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变革时代中的公共管理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需要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从2泄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而迫使各国政府都进行行政改革,而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后工业化所提出的是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要求,而公共管理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跨域公共问题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理路探析

跨域公共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传统的政府单一权威治理模式因其"封闭性"和"内向型"已无法适应跨域公共问题"跨域性"和"外向型"的治理要求。跨域公共问题涉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治理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联合社会各主体展开合作治理。立足现实,应当按照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要求,通过共同理念的确立、主体能力的提升、相关原则和机制的安排来构建合作治理体系,克服合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进而不断增强跨域公共问题治理成效。     

从技术型治理到包容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当下正在勃兴的技术型治理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却无法有效回应城镇化进程中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背离了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从技术型治理转向包容性治理不仅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而且还有很强的外在逻辑。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进城农民的权利贫困以及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信任合作"都亟须包容性治理。构建包容性治理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念与制度、机制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