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仁学的三重意蕴

朱熹对先秦儒家仁学的阐释代表了仁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的理论成就。它内在地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指向,即本体论的、境界说的和自然论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理学对先秦儒家仁学的变革与重构。这些思维成果在推进儒家哲学思想之演进的同时,一方面表现出与原始儒学不同的导向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理学自身命运的某种根源。诸如仁与爱的分离而致其“以理杀人”,仁与生的合一而致其“有体无用”等等。     

今天的德治与儒家的德治有什么关系

黄楠森撰文认为,今天的德治是儒家德治的批判继承。儒家关于德治的论述很多,比较为人熟知的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德治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政”、“王道”。儒家的德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它是一种统治术,是剥削者统治人民的方略,当然,儒家也主张以身作则。(二)在德治条件下,人民遵守国家的规定,完成自己的任务,不     

“生生之仁”与道家自然主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孔孟直至汉唐诸儒，对“仁”的诠释从未脱出“爱人”的视域。宋代的理学家们实现了对传统仁爱观的超越，完成了“孝悌之仁”向“生生之仁”的跃升。“生生之仁”所表达的价值理想已与先秦仁学大异其趣，其突出表现就是：它融摄和吸纳了道家自然主义思想。     

在现实语境中反思孔子的"忠恕"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忠恕"之道,作为儒家"仁学"思想的重要践行内容,曾一再被历代学者所论述.但孔子所处的时代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具有本质区别.只有将儒家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忠恕"之道,植根现实语境进行现代反思,才能形成学理与践行之间的持久张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孔子"忠恕"之道的行为主体、思维方式、逆定理、原则边界进行现实反思,作为民族本土文化精华的孔子"忠恕"之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具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选举中，当选票数应如何确定？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沉淀了浓厚的官僚色彩。为人者，一旦官袍加身，则曰其为”人之父母”，官是官，民是民，与庶人有着不同的处事准则，形成了封建社会的“为官之道”，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有怎样的为官之道呢?党的优秀儿女、“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向封建社会官道思想提出了挑战，在他的日记中庄严写下了“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知止、忠恕与人格教养

“知止”观念和“忠恕”行仁之道，表现了儒家对自我认同、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及个体人格教养的独特理解。“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知止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忠恕之道就是从最切己的欲望、要求和意愿出发，通过推己及人的践履工夫，达到于内外、人己、物我的一体相通，即“仁”的境界。忠恕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统一、限制性与沟通性的统一，是不可以做“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积极表述的。儒家论人格教养，特重“独”、“诚”的观念，“独”表征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又是向着他人和世界的一个完全的敞开性；“诚”则标志人性的完成，表现为一个转化实存和“形善于外”的工夫历程。     

社会主义“德治”观与传统“德治”思想之区别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国内外、尤其是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和重大发展。深入领会这一重要治国方略的丰富内涵，除了必须正确认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还必须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德治与传统德治的区别。首先，两种德治的本质不同。德治传统是中国悠久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治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中，对后世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主张：“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儒家“仁”的涵义解析

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历史悠久、积蕴丰厚、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儒家仁学也可称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家哲学的精华。     

孟子对孔子仁学的捍卫与发扬

战国中期,诸侯兼并战争剧烈,百家争鸣,杨、墨的学说充满天下,孔子的学说不大流行,仁义的道路阻塞。孟子挺身而出,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延续儒家道统,捍卫和发扬孔子的仁学。这种捍卫和发扬的工作,主要贯穿于其游说诸侯、参与政治、参与百家争鸣及教学活动中。通过这类捍卫和发扬的实践活动,孟子在许多重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其“仁义”学说和“仁政”思想的提出和推广,开启了仁学的新领域、新范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两千多年来,孔子仁学思想之所以能够不断发扬光大,影响及于全世界,与当年孟子所作出的这类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     

民生散论

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神权衰落之际．战国时，成为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价值。“敬天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诸多表述，可车载斗量。确有珍视民本主义．     

略论传统内圣外王思想的理想建构及其内在张力

“内圣外王”思想系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之灵活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哪家哪派其都自认为自己所讲的乃“内圣外王”之道。本文旨在论述原始儒家与新儒家关于“内圣外王”思想的理想建构及其发展的内在张力和现代价值。     

试论孔子仁学的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

孔子仁学的理论标准是从认识上回答仁德包括什么内容及仁人具备什么品质之类的问题,服从于教 育目的,显示了成为仁人的可能性;其实践标准则是根据社会实践来评定人物仁否,服从于人物品评,显示了成就仁 人的已然性。了解和掌握这两个标准体系,对于正确理解孔子的仁学观点至为重要。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儒学的当代新形态

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在历史上总是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形态，总是不断演变为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学，儒学在当代也依然会找到适宜的出场路径，从而获得儒学的新形态，将儒家的义理、价值和原则，合理转化为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 相对于先秦的经典儒学，其后每一代的儒学都是新儒学。一种完善的新儒学，必然是按照孔子所重视的“仁”与“礼”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要对作为儒家核心义理的“仁”作出新的论证，使新儒学表现为阐释和论证儒家仁义思想的新仁学；后者要对实现“仁”的社会方式给出安排，使新儒学表现为落实于现实生活的新礼学。     

释"附会"

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对篇名的理解往往有很大的分歧。譬如《原道》之道,究竟是儒家的“圣贤之道”,还是道家的“自然之道”,一直争论不休。又如《风骨》的“风”和“骨”到底指什么。有学者列出了三十四种释义。《附会》篇涉及的问题比较多,现代文学理论中没有与“附会”意义     

儒道美学的异质与同源

先秦儒家与道家是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两大学派,但就美学而论,儒道美学虽有差异,两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融通之处:在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点方面,道家讲“天道”,儒家讲“人道”,虽然对“道”的涵义的阐述不同,但都表现出对人类,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在审美观方面,道家基于对自然之道的推祟,强调“大和”之美,而儒家则出于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强调“中和”之美,但二者对“以和为美”的目标的历史追求又是一致的;道家和儒家分别以“大和”和“中和”的概念来标志自己的审美观,对怎样安顿人生,疗治社会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其最终目的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扰攘纷争的社会获得永久的和谐与安宁。     

马浮的哲学典范及其定位

有学者认为马浮思想守旧而封闭，只能称作“当代儒家”；又有学者认为马浮的哲学是陆王一路，或程朱、陆王的融合；这都是有待讨论、澄清的地方。本文在探究马浮的理气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的基础上指出，马浮的哲学基本上是朱子理学的立场。他据此融摄佛学、陆王心学以及历代经学、子学。他主张“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并且就用这六艺之教的概念来作成儒家判教，来撰述《复性书院讲录》。他又强调六艺是国学的最佳代表，可以统摄诸子与四部，可以统摄中西一切学术。总之，他对儒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有一个整体的、创造性的洞见，可以归为“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     

儒家的德治思想

儒家是主张伦理治国的，在他们看来不仅任何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有关，而且任何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有赖于人伦道德关系的协调。因此，只要理顺人伦道德关系，其他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甚至国家间的外交、军事关系等等社会关系似乎都可以自然和谐了。我们把儒家这种管理的主张称为“德治”思想。其实，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大学》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把人生修养依次推断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整个德治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以人为中心，以…     

何为颜子克己？——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朱熹与陆九渊对“颜回克己”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认为颜子克己是克胜“声色利欲”，强调克私欲；陆九渊却主张克除个人知见，认为颜子克己是克私意。朱熹在天理人欲之间，论克胜私欲的仁学工夫；陆九渊则对理欲之辨不以为然，而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论克己；朱熹强调克己与明理工夫配合，陆九渊却提倡易简工夫，要学者超拔“私意陷溺”。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与工夫主张分歧，更爆发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斥责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无意见”之说。由此，“颜回克己”超出单纯的经学诠释向度，在通常所论“朱学陆学之异”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外，提供了考察“朱陆异同”学术公案的一个新视角。     

“民不忍欺”方为高

《史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辩治者当能别之。”子产多谋善断、明察秋毫,民因其才而不能欺;西门豹执法严明,刚直不阿,民畏其威而不敢欺;子贱任鲁国单父宰时,注重德化,“臣民感其义而不忍欺”。古人的这三种治国理政之道,“民不忍欺”是三者当中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难做到的。要做到“民不忍欺”,必须真心诚意爱民为民。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个“诚”字。领导干部想事情、干工作、做决策,都要诚心诚意地为群众着想,设身处地地为群众考虑。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民为本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