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代的调解制度

自古代至现今,调解在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适用面,西方学者把中国的调解称之为“东方经验”。自然,这种现象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在总结历代调解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其社会结构和自身特征,构建了一个从民间到官方多层次的调解体系,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持专制统治的目的。除去历史的因素,清代调解制度中那些合理的部分仍然可为今天借鉴。当代中国,调解存在和适用的基础不仅有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的因素,但同时又有新的社会观念。     

社会转型维度下的调解协议效力重构——以调解制度文本变迁为视角

调解执行及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是随着社会转型逐渐凸显的,在现今中国调解制度的架构下,经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调解制度得以进一步推行和发展的关键。新中国调解制度文本的历史勾画出调解执行及调解协议效力的直观变化过程。＂传统权威＂的逐渐解体,国家对调解社会功能的期许以及社会转型的复杂情势,赋予调解协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让国家权力介入这一基于当事人＂自愿＂而构建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然,这也是调解在现代社会维系的必要条件。     

人民调解制度:法律性质、文化成因及现代意义分析

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社会的诉讼外调解演化发展而来的 ,它是一种运用说理、疏导的方式来排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制度 ;它体现着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世界观和价值观念 ,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将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向现代性转变的成功范例 ;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新型的人际关系 ,而且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国外行政调解制度考量与反思

行政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在化解社会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对之也高度评价，誉为“东方经验”。在考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行政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行政调解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以期对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我国现行民事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是中国法治文化和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晶。但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对审判程序的副作用以及现行法院调解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已经使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建立“调审分离”的调解法律制度，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规定调解的期限，完善调解担保机制，以使该制度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更加适合我国司法实践。     

法院调解制度再思考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制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它是我国几千年来经济、政治、思想制度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大众民族心理的产物。随着中国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 ,导致了调解制度基础的瓦解和崩溃。调解制度所公认的价值在承载它的整个环境发生变化时是怎样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而成为这一制度的弊端或潜弊端的。调解制度自身发展的停滞必然导致自身功能价值的残缺。而这样一个残缺的制度 ,应该接受广泛而全面的质疑     

“无讼”与治安调解

“无讼”的思想观念来源于中华传统的儒家思想，无讼存在的基础是熟人社会，无讼的前提是不争，所以它不仅是一种诉讼观念，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和谐的大同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治安调解作为秉承中国调解制度渊源，符合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一种办案方式，发挥着行政处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

调解是古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其源远流长。调解的形式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其范围虽仅限于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但均贯穿了“息讼”、“德化”以及“和谐”等原则与精神，是依法调解和依礼调解的互补，体现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调解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和社会观念作基石，故而能踏入雅俗与共的主流文化之列，成为一种长久的文化传统。在讲求法治的今天，调解国其目的性的需要，更显恒古的价值，亦因其弊端而需理性批判。     

加强行政调解制度建设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障

行政调解作为调解制度中的一种，在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完善行政调解民事纠纷制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中国家事调解制度的生命力研究

现今中国的多元秩序结构、民诉费用体制与和谐政治理念等因素为我国家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空间，但真正催发中国家事调解制度生命力的内在起因则在于家事纠纷的特性注定了调解制度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机制，也在于家事调解制度能够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性从而有效地解决家事纠纷。同时家事调解制度之节约成本、调整人际关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符合司法专业化发展等优势又保证了其在中国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论社区调解制度及其完善

社区调解制度生长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转型期发展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社会主义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具有独特的功能与特点,当中多方面的不足亟须完善以促进其发展。完善我国的社区调解制度应加强队伍的建设,提升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加强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加强社区调解与法院调解、诉讼制度的衔接,推动调解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的调解模式：以国家公权力介入程度为中心的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当中,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官方到民间都共同持有一种追求“和谐”的愿望,从而也导致了各种调解模式的兴起。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调解模式进行过论述,但是类别使用比较混乱。以国家公权力是否介入为标准,传统的调解模式可以划分为具有公权力色彩的调解模式和非公权力色彩的调解模式。前者主要包括纯官方参与和半官方参与,后者是指纯粹的民间调解。     

行政治安调解的反思与完善

治安调解属于行政调解,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具有诉讼等纠纷解决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在功能上,行政治安调解具有密切警民关系和加强社会控制的功能。在规范上,行政治安调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法律依据,并以公安部颁布的其他文件为依托。行政治安调解在性质上为行政相关行为,不具备可诉性和可复议性。行政治安调解制度本身的内在悖论使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和实施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在分析此问题基础上对行政治安调解的受案范围、调解程度及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改革和完善建议。     

法院调解的回归与发展路径解析——永登县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引发的思考

法院调解作为诉讼的解决方式,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法院重新重视调解工作,是对于调解在新的历史时期独特价值有了新的发掘,是诉讼的本质规律和诉讼调解的优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对于＂东方经验＂的承扬和发展,是法院对于本土司法规律有了更深、更全的认识,同时也表明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美好愿望离不开中国现实的法治发展水平。     

论行政争议处理和谐之路：行政调解

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虑。行政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目前，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给法治进程带来诸多隐性的不和谐现象。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调解，不断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之制度构建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着成熟的运行经验，社会效果良好。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并进行制度上的建构，使之成为与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相配合的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促使社会纠纷便捷、经济、和谐地解决。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对法制发展和社会纠纷的解决都起着重要作用。但现行调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从调解模式、调解程序启动、调解期限、调解适用范围、调解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及理性思考

就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而言，既有现行刑事司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也有刑事政策变革之要求；既有域外的刑事司法改革经验，也有各刑事诉讼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无讼”文化、被害人学说等为刑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刑事司法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而缺失社会关系的修复；对刑事法原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容易造成不平等和歧视待遇；会带来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降低了刑罚威慑力、促使犯罪的形成的双重社会效果等方面，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     

纠纷解决机制外在制度环境的优化——以行政调解制度为例

深刻反思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实践，为行政调解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是行政法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显然，与制度内在设计之改良同等重要的是制度外在环境的优化。就当下中国的行政调解制度而言，重塑其法律地位，加强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构，建立健全源自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就成为实现这种优化的具体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行政调解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制度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