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的几个问题及构想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审查起诉阶段应成为证据展示的主要阶段.针对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主要程序和内容应包括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理证据展示的主要程序、内容及违反证据展示规定的强制措施.     

论我国证据展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展示制度是控辩制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审判公正兼顾效率的基本保证，有利于诉讼的有序和公正。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模式相配套的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就加大了控方指控犯罪的难度，也使辩护方取证变得困难，既妨碍有效的打击犯罪，又妨碍辩护方正确充分的履行辩护职责。本文就证据展示范围、证据展示程序两个方面对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建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的思考

从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现状来看,建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已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刑事证据展示可限定于律师办理相关手续后至开庭3日前择定日期进行;刑事证据展示的时间、地点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择定在法院或检察院进行;法官作为诉讼证据展示的组织者,对违反刑事证据展示义务要承担法律责任。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调整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的法律规范。刑事诉讼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性质、罪责轻重这些法律事实 ,必须依靠证据予以证实 ,因此 ,证据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占据核心的地位 ,刑事诉讼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2条、第 47条、第 1 5 7条等规定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相对原刑事诉讼法来讲 ,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改革了庭审方式 ,在证…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展示制度的思考

一　证据展示制度的含义、内容及诉讼价值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discovery,或disclose),又被译作证据开示,证据发现,或证据先悉。证据展示制度产生于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中,在对抗式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平等对抗,主导着证据的调查及事实的形成过程,法官则消极居中裁判。为维护这种审判程序的公平运行,英美法系等国的法律规定了起诉书一本主义,即检察机关在提起刑事公诉时仅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而不得向法院移送卷宗及证据材料,同时辩护双方也不得向法院递送证据材料。但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又带来这样的问题,即辩护方无从获…     

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看我国刑事诉讼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在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下,为使控辩双方庭前作好充分的控辩准备,保证庭审的公平运行而设计的一项证据交换制度.本文在考察了部分国家有关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规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及模式选择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诉讼公正价值以及效率价值的集中体现,因而建立这一制度势在必行。同时,为确保这一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必须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探求适合我国的证据开示模式。     

论运用证据追诉刑事责任

犯罪是发生于过去、遗存于现在的行为,在刑案中表现为证据、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的演进;犯罪又是依法应责的刑事违法行为,它沿着有罪、应责和当罚的基线反应为刑事处罚.在诉讼上,犯罪行为的确定所经历的三级递进证明过程,相对于刑事责任的三个逐步追究落实阶段,形成互为依据、互相动静的刑案网络.运用证据追诉刑事责任好似一条红线贯穿其间.而一体的刑事行为在刑事诉讼中总是生动地展示着,承合于作为文章枝叶的三大追诉阶段.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微探

证据是控辩双方在刑事审判中支持其主张、展开攻击与防御对抗的武器,是法官认定事实并据以裁判的基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结合应然性思考,通过比较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阐述排除规则的价值,对规则产生的理性基础、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冲突与权衡进行分析,以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我国现行关于减刑裁决权与假释裁决权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在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改造的整体方案设计问题上,一方面应突出该程序的诉讼特质,体现公开、透明的要求,并保障罪犯和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另一方面应考虑到该程序毕竟属于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因而不应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与罪犯、执行机关对立的控方,而应把其定位为法律监督者。在承认将减刑、假释提请权赋予执行机关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的同时,也应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予以完善：强化对罪犯减刑、假释权的保护;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请程序的参与权。在未来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通过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合理的审级分流有效保障诉讼效率。     

论隐匿型女性被害人的心理及询问策略

询问被害人是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 ,被害人的表现一般可分为控告型、隐匿型、诬告型三种。隐匿型女性被害人有害羞、惧怕、怜悯、抵触、无奈与求安等复杂的心理活动 ,可采取减压、情感支持、心理疏导等方法对其进行询问 ,唤起其与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使其放下心理包袱 ,如实地陈述被害事实及其他相关情况     

精神病问题证明责任之我见

关于我国被告人是否存在精神病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点，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区别对待：一是一般情况推定正常，无须专门证明；二是有疑点控方必须证明或者法院必须查明；三是辩方提出抗辩时，控方必须证明或者法院必须查明。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对比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 ,应定位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概然性 ,就可提起公诉。同时 ,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 ,对重罪案件 ,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 ,即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 ,便可提起公诉     

宪法视野中的刑事搜查问题研究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的重要方面,但在其实行过程当中时有发生的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宪法权利的事件,反映出目前我国在刑事搜查及其制度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保证在不违背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刑事搜查在追诉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论单位犯罪的辩护权

现行刑法在立法上确立了单位与自然人同为我国刑事法律主体的二元机制。但基于传统刑事理论对单位犯罪的否定 ,导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辩护权规定的相应阙如。程序立法的失缺 ,必阻碍实体法的实施。鉴于此 ,本文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理论作了些尝试性探讨 ,并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的保障提出了建言。     

不起诉决定权限制的制度逻辑与改良

我国检察机关行使的不起诉决定权受到检察系统的内部限制和外部监督机构的限制,该限制符合检察机关司法角色、规范设置、制度管理方面的逻辑要求。在我国刑事司法已经呈现出向＂精密司法＂方面发展的趋势时,为了保护人权,分流刑事案件,应当扩张不起诉决定权的行使。为了保障不起诉决定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在不起诉决定程序的制度化、公开化、公平化方面进行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