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从陌生人到返乡者——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

本研究从生活世界理论入手,运用陌生人和返乡者这两个范畴,分析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通过择偶来重建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构建出双重意义系统"混杂"的生活世界,从而在看似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再生产的背后凸显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能动者的主动选择与建构的一面。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作为返乡者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乡村意义系统生产时,由于其可以运用的资源有限,其建构的双重意义系统的生活世界是不稳定的,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论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城市化——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范本

流动之初的农民工大多以收入作为其外出打工目的地确立之考量,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诸多优势,其选择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以能否实现城市化,能否融入城市为目的。而事实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许多打工地的"半城市化"导致他们开始返回家乡,在家乡或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寻求出路。伴随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成为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探析——以辽宁省5市(县)的调查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进行细化分类,应用2012年辽宁省5市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定居去向,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打工城市类型及来源地地域特征等四方面分析了不同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并探究了不同定居意愿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的倾向性选择,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有重要影响。     

返乡购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查分析

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有研究提出了政府责任和市场供给多途径解决策略,但是,大多学者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主体性选择和主动调适。笔者通过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即在家乡的地级市和主要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受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婚姻家庭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是非常现实的选择,这种趋势可能还会持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必须坚持多途径有重点的原则,中部地区县城以就业为基点,政策配套为关键,发展地方经济,发挥农民工各项政策的合力,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路径。     

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重构——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个案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通过对沈阳市一家洗浴会所服务员日常城市打工生活的个案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界定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基于杭州和宁波的实证调查

乡土情结是指农民对于世代生活其中的乡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情感、态度、愿望等心理因素.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在杭州、宁波两地打工的236个新生代农民工和222个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从土地意识、老乡观念和返乡意愿这三个维度来测量和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同时将其与老一代农民工从个体层面进行比较,最后指出农村外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乡土情结变化的关键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价值依归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是实现城乡多元化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初心与回馈家乡的情怀是其返乡创业的内在动因,乡村振兴战略是促其返乡创业的外在推动力。扶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既需要创业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又需要党和政府充分发挥现有制度优势,落实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的政策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筑梦情结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数量超过1亿人。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不少人甚至没有农业生产经历。他们进城打工并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想通过努力打拼融入城市，寻求更好的人生发展机会。     

东乡县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工作的主要做法

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从去年10月下旬开始,东乡县外出打工农民纷纷返乡,为了摸清外出打工农民返乡情况,及早提出应对措施,根据国家、省、市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文件精神,我县迅速成立了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创业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县长为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人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全球金融风暴下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出路探析

全球金融风暴后,我国就业市场遭受重大冲击.金融风暴下,农民工呈现不同的就业取向,很多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或务农,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打算留在城市工作.文章在分析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与代际转移的基础上,为拓宽农民工就业出路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一个女性农民工的30年进城打工生活史——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视角

本文试图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对一位普通女性农民工30年进城打工生活的重要事件进行考察,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殊因素.从中反映出第一代农民工艰难融入城市的缩影,也折射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新世纪今天关于农民工政策的调整及变化,揭示了农民工的家庭成员相互影响的客观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存、就业日益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市市属各监狱在押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抽样调查,分析了这个特殊群体在性别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社会经历、外出动因、就业、认同与归属等方面的社会特征,归纳出他们具有"团伙犯罪明显"、"犯罪动机简单"、"犯罪年龄低龄化"等8个犯罪特征,并就他们犯罪的原因及如何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提出了建议.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基于武汉硚口区新生代农民工实证研究

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就武汉硚口而言,在汉正、长丰地区的个案访谈中,60％的受访对象有“在武汉长期生活”的意愿,10％的受访对象有“去更大城市发展”的意愿.本文对此拥有融入城市愿望的新生代农民生活方式现状,社会融人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社会融入利益诉求的实现等问题作了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