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变礁为“岛”，变公海为“私海”的法律分析

近年来，日本为了申请延伸到南太平洋的大陆架，扩大其海域面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变礁为“岛”，变公海为“私海”。日本一意孤行的行为对我国、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都有一定的危害。如何看待日本的真实意图以及我国应如何应对，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此问题，以期有所收获。     

论国际法规制的共有属性及个性体现——以技术性贸易壁垒国际法规制之个性为例

国际法规制由"法律化的规制"和"以规制为调整对象的规制"二种形式构成,在表现出"求同性"与"异同之相对性"等共有属性的同时,由国际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及其平权特征所决定,也面临着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缺失的极大困惑.具体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际法规制中,一方面,不同目标导向与规制形态下的国际法规制并行发展、各具功效;但另一方面,如何兼顾相冲突的利益保护目标又是其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     

论知识产权制度下如何规制"生物剽窃"行为——以国际法和国内法为视角

"生物剽窃"是近些年国际环境法和国际知识产权法的热点问题之一.来源于发展中国家传统社区、组织或族群的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给发达国家的商业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资源所有者却很难分享其利益.先从引入"生物剽窃"的含义和国内外现状人手,分析现有国际法在对抗"生物剽窃"问题上的不足,提出在现有专利法律体制下保护遗传资源的设想,最后分析我国防治"生物剽窃"的立法现状和可以采取的对策.     

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行动选择

跟一切利益一样,国家利益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居于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来说也就存在区别,这种区别必然影响国家利益与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国家利益的层次等级,还是国家利益的层次变动,乃至国家利益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将影响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态度与行动选择。无疑,对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将是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我们从单位层次观察国内系统如何"自下而上"或"从内至外"影响国际法的一个良好窗口。     

国家本位:现代性国际法的动力特征

21世纪的国际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多边主义的退潮和国家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事实境况.国际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界定、如何促进国际社会的良性运转,是一个在认识现代性国际法过程中值得深入思考并清晰论断的关键问题.自17世纪现代国际法产生并逐渐定型,国际法律体系的运行进程就不断呈示和强化着国家本位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国际法以国家的利益诉求为规范确立的起点;国际法以国家意志和意愿作为其效力的依据;国际法以国家行动作为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因而,国家本位是现代性国际法的基本特征,也是长期处于国际关系大环境中的必然表现.国际法的国家本位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强化了国家主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单边主义,忽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甚至容忍了强权政治.为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在现有的国家契约基础之上通过观念塑造和实践引导而构建国际社会契约,避免国家本位在国际法中的极端发展,促进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协调共进.     

关于"国际法"定义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法"定义的综合分析,认为,在国际法研究中,应树立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新观念,以推动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的发展.     

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是反映价值观和思想的可察之途.大国外交离不开国际法,国际法的首要价值是秩序.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考察与研究中国外交话语表达所蕴含的国际法秩序价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基本话语,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秉持的立场和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在不同时代背景中开创性地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过程.     

国际法本位之变迁: 从主权本位到社会本位———兼论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简

传统国际法向当代国际法的变迁,体现了其价值本位从主权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演变.传统国际法的主权本位建立在绝对主权观念上,给国际法体系带来了内在弊端,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国际法的社会本位与国际社会利益的大量涌现密不可分,在当代国际法的诸多领域得到了反映.主权平等原则仍然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础,与国际法的社会本位并行不悖.     

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

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应负的责任是当代国际法的主要问题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持之以恒地编纂<国家责任条款>,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并建议就此缔结有关国际公约,2004年联合国大会要求各会员国政府提出有关意见.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国际法学界以此为前沿研究课题.本文尝试从中西文词义辨析、"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划分评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解析三方面,对<国家责任条款>中"国际不法行为"的含义、条件与归责问题,做初步的分析研究.     

国际法与构建和谐国际社会

一、研究概述 随著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著全球治理的不断深入,国际法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国际法学者,自觉的思考:如何通过国际法的理论和规则推动构建和谐国际社会并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如何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如何推动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论使馆不是"派遣国领土的延伸"

在我国,使馆一般被解释为"派遣国领土的延伸"或者派遣国的"拟制领土".这种解释在国际法和各国刑法中是没有根据的.相对于主权来说,使馆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是一种低层次的和派生的权利,而不是最高的和绝对的权力.使馆的职责是特定的和有限的,它们的行使必须以不违反接受国法律和国际法为前提条件.至今尚未发现任何国家的刑法典将本国派驻国外使馆的地位与本国船舶和航空器的地位相并列,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将本国驻外使馆解释为本国领域.在任何国际公约中都找不到赋予一个国家对发生在本国驻外使馆内的犯罪以属地刑事管辖权的规定.根据国际法通行观点,驻外使馆不能够行使外交庇护权.     

国际法的存在与遵守义务的根据--作为探究刑法制定根据的一点成果

与刑法相同,国际法也面临着"为什么需要国际法"这一根本性问题。刑法与刑罚的最深层次的存在根据是人"对所有的欲求",由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本质区别在于适用对象的不同,因而这一理念可以同样适用于以"主权国家"为适用对象的国际法。亦即,国际法的存在根据是"各个主权国家对利益保护的欲求"。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以该理论为基础在东亚确立新的国际法秩序,并尝试以中国的思想为中心,创建能够替代"西洋近代"价值观的新的世界观。     

"应政府邀请"进行干涉的法律地位

"政府邀请"因国内冲突和国外威胁而产生,应前者而进行的干涉与国际法的不干涉原则及民族自决权相冲突.而对于后者进行的干涉,是集体自卫权的体现,但在现实中同样可能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     

《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基于条约解释理论的批判再考

从国际法的解释理论上看,单方解释本身并不被国际法所禁止.这样的解释虽不对中方构成约束但也不会必然导致非法无效的后果.不仅如此,基于<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批判也是无力的,究其原因并不在于解释规则不具有义务性和约束力,而在于解释过程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解释过程的复杂性允许解释规则运用的灵活甚至赋予解释上一定的裁量,但绝不意味着可以背书肆意的解释.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解释,在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对判决都是致命的.日本最高法院"4·27判决"对中国单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一条款,扩张解释到放弃对象包括日本在交战过程中强奸妇女、虐待奴役俘虏等违反武装冲突法的责任相关的请求权,难以说明为什么战胜国的我国要单方面做出这样的放弃,而在理论上战败国日本也有可能拥有的由中国违反武装冲突法而发生的请求权,日本却不需要放弃.这样的解释违背了条约解释中诚实、善意解释的一般原则,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如此,"4·27判决"在其国内法上进一步将其归结为所谓诉讼上的权能,也和其国内判例所确立的相关解释自相矛盾.     

"废统论"可以休矣

台湾当局在历史上从未要求独立建国,而坚持主张其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并不存在"国家承认"问题.即使台湾当局宣布"废统",也由于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而无法有效建立新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台湾地区因不具备国际上曾经发生的国家分离实践的客观条件而不可能真正从祖国分离出去.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既是两岸人民的意愿,也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刑变罚恒"的价值背离及其重塑

刑法修订带来的法定刑变更势必会对刑罚的执行产生影响,修改前后法定刑的巨大差异甚至会导致"同罪异罚"之局面.考虑到量刑的价值依据是公正,行刑的价值依据在于矫正,如何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彰显刑罚的价值,并化解"刑变罚恒"之弊病,便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赦免制度无疑是最合适的救济路径,但因立法、司法等诸多因素所限,短期内尚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比较而言,减刑、假释制度仍可谓我国当下最实用的应对之策.     

"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冷战后,西方大国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盗用和滥用国际人权保护的名义,频繁地对外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其实质是强制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严重违背了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后冷战时代西方新霸权的反映.     

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吗?——"荷花号"原则的当代国际法反思

"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这一论断起源于国际常设法院1927年"荷花号"案件的判决,又称"荷花号"原则."荷花号"原则被公认为实在国际法的结构性原则,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极大.本文通过考察国际法院实践和学者学说,指出"荷花号"原则并非抽象的绝对原则,而只是对有限范围的特定事项有效,即只适用于主权国家处理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合作的深化、国际组织的广泛建立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主权国家的自由.随着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荷花号"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越来越不足以有效调整国家间关系和约束大国权力的滥用."荷花号"原则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实在国际法学说的衰落.     

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

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中,有国家利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居于本质属性地位的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法的共同利益性对国际法(学)诸方面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关系的理论迷局的破解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的“有效性”新解

国际法的"有效性"是指国际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塑造或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或尊重的程度。它是国际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国际法虚无主义者指责国际法不是"法"以及国际法的支持者证明国际法是"法"的焦点所在。在国际法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学者沿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此问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证。而来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机制学派对国际机制的有效性问题的论证,包括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两种研究路径,为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深入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