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观念主动因应

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 ,既意义重大 ,亦殊为不易。因为“9·1 1”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本就错综复杂 ,无抽丝剥茧之功根本就难窥其“真实” ;而要以“我”为主对本已复杂的国际环境作出判断 ,更会因每个人观察角度、分析方法的差异而见仁见智。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判断存有较大争议的原因所在。为此 ,《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于 1 1月 5日以“如何评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为主题 ,举行为时 1天的研讨会 ,来自京城的国际问题知名学者、专家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各叙己见 ,热烈交锋 ,予人以诸多启发。现将之分别加以整理刊登 ,以飨读者。     

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既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与国际安全总体有利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安全秩序正处于转换和变革过程之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格局与新秩序正在形成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面临新的战略选择,争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正全面展开。如何正确认识和适应这些变化,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战略与政策抉择,不仅是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必须解决的重大对外政策课题。鉴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近期发起召开了“21世纪国际秩序与中国对外战略”专题研讨会,邀请在京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及其变化趋势、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等战略性问题各抒己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期对于读者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及理解中国对外战略有所裨益。     

“基地”组织恐怖活动变化与也门反恐态势

2009年底以来，“基地”组织在也门的恐怖活动由长期隐性状态迅猛发展为显性状态，“基地”以也门为据点掀起了新一轮国际恐怖主义浪潮。其在战略目标、活动空间、恐怖手法等方面反映出“基地”实力消长的新变化，对“基地”在也门的活动趋势、国际反恐斗争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试析“9·11”十年国际政治新变化

“9·11”以来的10年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以及国际政治的观念层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9·11”后10年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但“9·11事件”无疑深刻影响了其变化速度与方向。本文着重探讨“9·11事件”10年来国际政治的变化内容、特点及其根源,尤其着重分析这种变化与“9·11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认为“9·11事件”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冲击力要超过朝战、越战、海湾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等,堪与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20世纪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2009年年会在京举行

2009年12月18日,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年会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召开。协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顾问、常务理事、理事共百余人出席会议。大会审议了协会2009年度工作报告,增补协会顾问、常务理事和理事7名;会议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后期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变化、重大热点问题、“后危机”时代经济运行状况及管理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和交流。     

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塔利班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大变动、大动荡的局面之中。本文沿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梳理了与之相对应的美国一塔利班关系走向的3个阶段，即间接支持及有限接触时期（1994至2001年）、严厉打击时期（2001年“9·11”至2009年初）和交好“温和塔利班”、打击极端塔利班时期（2009年迄今）。国际社会已进入“一超多强”且“一超衰落”的新时期，美国－塔利班关系的未来走向与公正舍理中东政策的制定以及引导伊斯兰世界融入国际体系这两大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nvernmental Organization，INGO）迅猛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增多，更表现为其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影响增强。1997、1999年“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与“无国界医生”组织荣获这两个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9·11”事件更令世界震惊。     

东北亚发展论坛在沈阳隆重开幕

9月14日，2009东北亚发展论坛在沈阳隆重开幕。东北亚发展论坛以“相邻互动、和谐共生”为永久主题，以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国际会议为主要内容。本届东北亚发展论坛的主题是“应对金融危机、谋求共同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编者按】2008年10月17日，国家开发银行和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签署了《合作共建开发银行-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协议书》。2009年6月1日，“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开发银行一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举行。研究院理事长、开行董事长陈元率开行各部门负责人一行20余人，研究院理事会各理事，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前中国驻俄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德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潘世伟，俄罗斯驻上海总领馆副总领事祖耶夫，华东师大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揭牌仪式，一起见证了由我国重要金融机构和985重点大学的一次历史性联手合作的阶段性成果。陈元理事长与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揭牌，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教授与努尔加利耶夫秘书长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揭牌。张德广大使受聘为“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名誉院长，潘世伟、努尔加利耶夫和杨成绪大使被聘为研究院首批顾问。揭牌仪式后，华东师范大学为张德广大使举行了隆重的名誉教授受聘仪式。其后，张德广大使发表了精彩学术演讲。这两个研究院的成立，是国家开发银行继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办学后的又一战略举措，是当前我国经济界和高校联手，共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次新尝试，旨在将学院建设成为一个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为核心、在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领域具有与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学术前沿水准相匹配的鲜明特色、具有较强的研究与咨询服务能力、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并拥有多学科研究梯队的研究机构。本期特刊发张德广大使与努尔加利耶夫秘书长的学术演讲，以飨读者。     

历史视野中的新南非军事工业变革

与种族隔离时期相比,新南非政府对发展军事工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南非面临的新任务和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密切关系。在新政策框架下,南非开始变革军事工业,使南非军事工业的使命、主要载体及其地位、生产方式、产品内容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非的军事工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将面临如何处理政府角色与军事工业变革、军事工业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军事工业发展与国际义务的关系等诸多难题。南非的军事工业正是在解决这些难题的同时,获得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东亚合作论坛2015”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形势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东亚合作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了题为“东亚合作论坛2015：东亚形势新变化与东亚合作前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印度等国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东亚地区形势的新变化与新特点”、“东亚安全新秩序的构建与安全困境的破解”、“东亚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区域合作的未来”三大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缓和·变革·发展——1988年东南亚形势简析

1988年是国际形势显著改善的一年。从对抗转向对话,从紧张转到缓和,一些“热点”地区的政治解决取得了积极成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更加重视发展本国经济,和平与发展成为1988年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东南亚地区的形势也体现了这一趋势。由于东南亚各国国情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在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但是,1988年东南亚形势发展的基本特点仍是缓和、变革、发展。     

当前国际税收机制的变革及其发展前景

当前国际税收机制正经历百年变革,对国际投资和世界经济影响深远.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首先对国际税收机制的概念、构成及发展史进行界定和梳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当前国际税收改革的动向,并对其未来发展做出展望.结论是税改后国际税收体制的外围变化剧烈明显,并将持续向多边化和多极化的新体制演进.     

中国与东盟:加强未来关系

2009年10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广西社会科学院、东盟智库网络、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2009”在广西南宁举行。会议主题是“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来自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美国、韩国等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展开对话,专家学者就中国与东盟关系和东亚地区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许多具有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论坛部分专家的论文和会议报告刊登,以飨读者。     

步履维艰的世界经济变革与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困境,导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变革和转型时期.美欧回归实体经济,发达经济体开始财政紧缩和“去福利化”,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模式转型之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改革进入关键期.但这些变革均面临来自旧体制的重重阻力.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9年4月2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邀请中央部委和解放军的相关研究单位以及一些知名高校的2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举行了题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转型"的研讨会。同一天,"20国集团"峰会在伦敦举行。研讨会当然也对"G20"会议的背景、条件、国际政治与战略意义进行了重点探讨。当前这场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波及面之广、对世界经济政治及观念影响之深远,的确是百年一遇。在经济层面,危机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底线与出路在哪?在政治层面,危机对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世界发展方向有什么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危机?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国家大战略及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与会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争论,提出了不少有新意、有高度、有深度、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性的见解。现将研讨会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泰国的经济变革》

该书是早有定评的泰国经济史研究权威的同一著者所写的《1850年以后泰国的经济变革》(1955年)一书的新版,该书所涉及到的1954年以前约一百年期间的“经济变革”部分,除了有个别的增补和修改以外,全书内容没有什么更动。代替旧版的最后一章“泰国到1954年为止的经济发展”,著者把泰国到1970年为止二十年间在经济方面所起的各种主要变化合写成新的三章附在最后。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