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社会管理创新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管理"有广义与狭义两分的定义,说明"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社会自治",社会当以"善治"为目标,而"善治"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工作配合,即,良好的"政府管理"和良好的"社会管理"(社会自治)。而政府管理的三模式(霸道、王道、民道)理论,从理念、制度和政策特点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来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方向在于实现从"霸道"和"王道"向"民道"的转变,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务管理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即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依赖于三种力量和机制,即中央政府的牵引力,地方政府的内驱力,民众和舆论的外压力。     

公民媒体的构建与使用:传播赋权与公民行动——以台湾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为例

以台湾PeoPo公民新闻平台及公民记者为例,从参与式传播与斌权的视角,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网络文本阅读探讨公民新闻实践如何促进公民行动.研究发现,公民媒体、公民记者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对于公民行动的形成不可或缺.公民媒体斌权是一个参与式传播过程,会民行动的意识与能力借此得到了解放、培育、集结与持续,有助于达成社区行动和资源动员,且在社会层面上构建另类公共空间.并指出大陆公民新闻现象为一种"公民媒体缺席的奋民传播",并进一步探讨了公民媒体对于中国大陆网络意见表达,及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等问题.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探析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关系、以政民良性沟通为特征的合作性伙伴关系以及以网络监督常态化为特征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忽视公众需求,过度干预社会;公民意识薄弱,公共利益代表缺位;政民缺乏良好的沟通,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因此,需要从社会、公民与政府三个层面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要培育自身的公共精神、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社会要大力培育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政府要大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完善网上信息公开制度、健全社会安全阀制度.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创新模式研究

网络化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场域,是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事业的基本切入点。非政府组织应明确自身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角色,承担起拾遗补缺、联结互动、刺激变革的职责,以志愿服务、机构服务、政社合作、组织建设的方式参与到社区便民服务、就业指导、健康卫生、环境治理、文化娱乐、治安管理、弱势群体救助等工作领域中。政府应加大对非营利组织扶持力度、非营利组织应增强自身管理能力与水平。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基于数据开放的透明政府建设创新路径探析

我国透明政府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行政透明理念不深入,政府数据资源利用率低,各部门权责不清、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不积极等问题。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新的形式,构建更为高效、便于政民交流的数据开放体系已成为时代需要。需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提升透明政府行政水平,规范开放标准,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开放架构,充实政府技术人才,鼓励社会参与,吸引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等方式来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为数据时代下公众的知情权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物质保障。     

论完善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政府社会管理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或过程，以改善和保障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为依归。计划体制下的全能主义特点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政府的社会管理效率低下与社会自治能力缺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转变管理理念、范围、模式和方法，构建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体系。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网络问政发展的困境和解决措施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的飞速进步,网络问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交流更加透明顺畅,对于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网络问政在我国政府管理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但是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阻碍,为了使网络问政真正成为一种服务于民的手段,政府在做着不懈努力,如何解决网络问政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如何从多层次、从多角度、多方面探讨解决网络问政困境的措施,这些都显得尤为重要。     

非政府组织信任危机补救研究

我国民众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感较低,甚至是难以信任。造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组织管理责任机制的缺乏、组织运行的不透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模糊。危机的有效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社会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和循环机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整治体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证与民众沟通渠道的畅通,完善自律机制,提高自制能力;社会方面要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政府也需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合作的方式辅助非政府组织进行规范管理,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以吉林省P市为例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政府门户网站在政府工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吉林省P市政府门户网站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和政民互动三大政府门户网站功能角度出发,通过对政府门户网站现状进行分析,探究该政府门户网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完善对策。     

“微博问政”热潮的冷思考——当前政务微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政务微博构建了一个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政民互动的新平台,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发展不均衡、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面对微博问政的热潮,我们不妨做一些冷静的思考。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呈现出一种双向形塑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政府通过建构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社会组织的发展,尊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注重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和渠道实现对社会的引导、协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从动态视角系统分析了NPI与浦东新区政府的互动过程,构建了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     

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中国政府的网络认知自觉

<正>网络问政伴随互联网络的发展而产生,是政府和民众借助互联网络进行的一种互动行为。网络问政的关键是"问",更为重要的是"问"政之后的"理"政,即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有效解决网络空间反映的问题,因此网络理政成为网络问政的落脚点和归宿。从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转变,这是中国政府顺应网络技术变革对自身行为做出的重大调整,从深层次反映了其高度的网络认知自觉。要强化和规范网络理政,提升网络理政效果,则需要政府转变关于互联网络的诸多     

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

以哈尔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各部门网站为例,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建设能够基本满足公众对于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政民互动的基本需求,但在板块栏目设置上、在栏目内容的公开与维护上、在网上办事服务能力的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建议加强对政府网站建设的重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推进网站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网站服务能力。     

转型期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内涵与主要议题

网络社会的兴起使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并推动了网络社会治理的发展。对网络社会治理内涵的理解需以深入认识"网络社会"为前提。网络社会治理是面向"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互动交织的网络社会的治理,其主要议题包括传播公共信息和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促进政民互动、动员社会力量、营造社会共识等方面。认识和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是新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网络问政”如何制度化

正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手段,成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公众参与形式,富有时代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问政正在逐步变为各级党政机构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种常态,也成为政府获取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如何使网络问政规范化、制度化,使之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在把网络问政制度化方面,我们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定位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立宪政体和责任政府的框架内 ,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扩大民主参与 ,进一步确立理顺党政、政企、政社、政民关系 ,特别是要进一步确立公民在政民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把我国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定位在政民关系上 ,使我国政府管理真正变为公共行政。二十年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一、简单回顾 :1978年以来 ,我国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大方向是由“计划”转向“市场” ,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