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在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问题,统称之为城市病。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城市病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普遍现象,主要表现在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等方面。要在把握其原因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治理。     

我国城市化加速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中期,城市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有诸多问题与挑战。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要在阶段性规律上进行全面的创新。当人口5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的时候,＂城市病＂将可能是城市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要有前瞻性的视点,为逐渐到来的城市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城市治理质量：概念建构与认识逻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治理在保持高绩效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城市问题。城市治理质量概念的构建,摒弃了城市治理中效率至上的管理主义倾向,强调"公民本位"的治理理念和发展目标,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积极意义的理论启发。城市治理质量的概念建构涉及什么是城市治理和如何认识质量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在对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将城市治理质量的概念界定为:城市治理过程和结果中的固有特性与城市治理利益相关者有效要求的适切程度。围绕"固有特性""有效要求"和"适切程度"三个维度对城市治理质量展开多维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城市治理现代化评价的相关问题,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评估和管理作出充分的理论准备。     

大城市郊区“城市病”及其治理——以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为分析样本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城市为防控"城市病"而实施"城市郊区化"发展战略,又将城市病"传染"到大城市的郊区。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的郊区化城市病较为典型,人口爆发性增长、交通梗阻、用地紧缺、环境质量下降等,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吴家山防控城市病的对策策略应为:促进人口分布均衡,缓解人口拥挤导致的城市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缓解交通梗阻;超前规划,避免无序发展;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居民素质同步提高。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问题不断涌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由于城市治理的独特性,寻找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十分必要。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治理理念密切相关,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城市治理理念为引领,城市治理体系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基础,城市治理能力是应对"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城市治理理念主要由目的层的人本治理理念和手段层的依法治理理念、系统治理理念和智慧治理理念构成。城市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法构成,分别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的问题。与此相应,城市治理能力由城市动员能力、城市管理能力、城市发展能力和精细治理能力构成,既对应城市治理体系的理论构成,又回应城市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国内学界关于城市治理理论的研究述评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在新时代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解决"城市病"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理论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其理论内涵、时代意义与实践要求,以及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研究都有涉及且在持续深入。但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治理理论应突破瓶颈,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特点,从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出发,形成城市治理新的理论体系。同时,完善多元主体间的协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道路。     

参与式治理: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治理转型研究

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深刻影响着人类发展,而与之相伴生的城市治理地位也显得愈发重要。随着城市化即将进入后城市化时代,我国传统的行政主导式的城市治理愈发不能满足新趋势的需要,这使得城市治理的路径创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文章立足于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参与式治理理论,并借鉴国外城市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的城市治理转型进行了探讨。     

主导与协作:多元视角下的城市治理探析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我国的城市治理带来了环境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需求多样化的挑战.城市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城市治理中综合考虑各方利益需求,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私营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积极参与的城市治理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责任共担,共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发展.对治理主体关系的重新调整,将政府单兵、单边行动转向重视吸收市场力量、公众资源,将行政治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取向,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不同主体职能的进与退,构建起促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主导协作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实现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正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敲响了警钟。对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明确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方向、加强科学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完善城市治理和管理模式等方面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公共消防安全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探析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城市化的高速推进期,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消防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火灾呈高发态势。单一政府主导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应建立多中心治理的消防安全治理体系,与传统治理体系相比,可以较大地提高公共资源利用率。     

认证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信息基础与实现路径

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自此我国正式迈入城市中国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治理问题层出不穷,问题本身愈加复杂,而城市治理能力却未能及时跟上,粗放的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城市精细化治理成为适应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新的治理范式,建立城市认证体系是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基础。"认证化"城市收集的全面、规范、精细的城市治理信息,是政策制定精细化以及执行精细化的信息基础,城市的"认证化"也成为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作,"认证化"城市建设只是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础,其实现仍需要城市治理体系的整体协调以及对城市治理信息的高效利用。     

城市治安管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我国的路径选择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城市化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西方国家以犯罪预防的理论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治安治理项目,有效地遏制了城市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问题。我国城市政府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治安管理的宝贵经验,通过＂社会政策改善、社区合作治理、重点区域监管＂等治安管理模式,将会有效地解决我国城市治安问题。     

发展城市群破解“城市病”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历史.城市化的过程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分工深化,资源聚集,市场规模扩张,创新的步伐和效率在不断提高,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使人类获得了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同时,城市化在使人类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城市病"困境.所谓的"城市病"是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及相关要素向大城市过度聚集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的统称,比如人口拥挤、交通不畅、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住房短缺、贫民窟等.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城市化问题和发展战略:一个研究综述

城市化问题综合而复杂,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并以中国、广东省和珠三角为例进行取证,探索和研判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旨在对中国城市化问题及发展战略进行综述。综述研究表明:由于农地、矿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的准公共物品需主要由政府提供的特殊性,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相适应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应以城市规模和产城融合发展为两大核心。其中,城市规模战略涵盖中小城市、大城市、城市群和城乡一体化等内容;产城融合包括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城市农民产业工人化与农民工市民化两大主题。通过对上述两大战略的描述与分析,以期为探索城市化发展的相应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美好的"中国梦"进行理论上的探寻。     

基于"城市病"现象的中国城市化研究

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内部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就业困难、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伪城市化”现象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伪城市化"现象在一些地方出现并日益受到政界、学界和其他领域的关注。文章运用政府治理模式的"控制权"理论分析"伪城市化"过程中基层政府土地开发的逻辑、"激励强度与组织目标替代"的悖论以及运动型治理模式与"准退出"应对策略,以期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制度环境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制度逻辑与行为特点。土地财政、锦标赛机制、人事制度激励机制与考核体系、城市化目标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共同构成了基层政府的土地开发逻辑,在开发过程中产生了与土地相关的权力寻租和以政绩为取向的城市空间蔓延,中央政府采取三次开发区清理整顿的运动治理,而地方政府则以建立新开发区和扩张原有开发区等策略进行应对。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基于有效治理的城市治理创新逻辑

城市治理体系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特定的城市化进程及其面临的种种特殊治理难题,决定了中国城市治理既要顺应"城市善治"的变革潮流,更要基于实现城市有效治理的现实目标,探索和建构激发城市活力与维系城市社会秩序有机统一、扩展市民权利与保障公共权力规范化运行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     

现代治理体系下乡村规划建设工作探析——以成都市为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干快上"的城市发展和GDP快速增长下乡村落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对乡村地区发展问题的关注也日益高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长道路上问题的总结与反思,更是对未来国家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时的路径选择。文章通过研究现代治理理论的本质含义,分析当前乡村建设情况以及现代乡村建设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成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现代治理体系下乡村规划建设的工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