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初期中共的粮食政策与实践

天津解放时,粮食紧缺问题严峻。若任其延续,不仅会严重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为此,中共接管天津初期,一方面建立和完善了代表新政权的粮食机构,主持粮食工作,另一方面运用行政能力从各地调粮入津,并鼓励私人粮商贩运,充实了天津的粮食库存。为了合理供应民食、稳定粮价,中共通过采取粮店代售、政府救济、政府配售等办法,基本保证了市民有粮可买、有粮可吃;同时调控物价,打击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稳定粮食市场。这些措施不仅有效缓解了当时天津的粮食紧缺问题,而且体现了中共良好的执政能力,赢得了民心。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将陕甘宁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走在了国民党的前面,赢得了不同阶层的赞同与支持。为了把中共政权真正改革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为解决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一方面,中共在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党组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三三制"政权的一种补充。一些地方精英通过选举、聘请的方法,进入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能够为中共政权服务,也为中共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地制度创新,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革命博物馆：新中国文博事业的萌芽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博物馆在红都瑞金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萌芽。它不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而且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早在1930年,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权就开始注重建设革命文化事业,在《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一文中曾明     

宁夏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车丰”

近年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按照自治区和政府的部署要求,始终把稳定粮食生产摆到突出位置,坚持“藏粮于技”战略,持续调结构、转方式、稳总量、提品质、增效益,全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升,进一步筑牢了宁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     

“司法能动”与现实修正:新民主主义外侨案件审理的司法经验

哈尔滨地理位置毗邻俄罗斯、朝鲜和日本,自开埠以来,大量的外侨涌入使哈尔滨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并逐渐形成了浓郁的多元文化的特色.在学术界对"司法能动"热议的今天,笔者通过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哈尔滨解放区审理外侨案件进行普查和分析发现,哈尔滨解放区法院为了及时地处理外侨纠纷、维护政权稳定,尝试了民国法律"六法全书"、东北解放区和哈尔滨解放区新制定的法规、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风俗习惯等依据进行调解和审判,同时通过便民性的司法程序拉近了新政权与市民间的距离,达到了稳定政权的效果.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怎样应对“中国粮食威胁论”的(1994-1996年)

1994年,国际上出现了“中国粮食威胁论”.此论认为,中国未来将因出现严重的粮食紧缺而成为世界的一大威胁.面对这种论调带来的严峻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通过学习研讨,并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以摸清农情粮情,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着力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一手抓国际舆论,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工作,一手抓粮食生产,制定增粮增收的政策措施.通过一系列努力,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击破了“中国粮食威胁论”的谣言,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996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反驳“中国粮食威胁论”所作的一系列努力的集中体现,是我国探索粮食问题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应对“中国粮食威胁论”中的举措和方法,对于我们应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国家形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任务,就是巩固新生政权。当时对新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实力强大并继续与中共为敌的美国政府。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战略;在政治上,用强力征服和镇压了一切可能的反对者。但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武装侵略或割地赔款来取得其在华利益,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渠道,施加对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基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是新政权最担心的。而民众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则严重地妨碍着新政权各项政治措施的有效实施。1950年秋冬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封锁,给新政权提供了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有利时机。     

一九五○年上半年粮食大调运解析

1950年上半年的粮食大调运,是新生政权为克服灾荒、反击封锁、稳定物价、调剂余缺的重大举措。党中央科学决策,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全国上下大力协作,顺利完成了这次全国粮食调运。这是一次巩固新生政权、心系人民利益、检验民心向背的政治行动。与1960年的粮食调运比较,凸显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中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征收救国公粮的工作中成功地运用了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妥善地处理了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不仅保证了粮食的供给,而且帮助农民发展了生产。与此同时,边区政府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粮食工作制度。这一举措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并为抗战的胜利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也标志着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日趋成熟。     

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不仅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到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稳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衡量各级党委、政府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现就农民收入增速缓慢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增加收入的对策。     

吉林省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探析——以西部地区为例

从总体上看，吉林省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还很多，特别是西部地区农田水利设施薄弱，粮食产量很不稳定，年际起伏较大。吉林省要实现粮食可持续增产，不仅要破解当前制约吉林省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干旱严重、中低产田面积大、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农业技术还有待提高等关键性因素，而且要着重在内涵挖潜、提高单产和外延发展、适当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通过多产粮、产好粮，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的进步与发展。     

主政新北平的叶剑英

1948年12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叶剑英担任即将解放的中共北平(后改称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1949年9月8日,新华社公开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电讯稿: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历时不长的8个多月的市长岗位上,不仅经历了新北平的诞生,而且直接领导了北平的和平接管、新政权的建立、整顿社     

共产国际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中的失误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开始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整个进程中,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不足,而且还存在着实践中的重大失误。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客观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却忽略了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主观原因则在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和掌握不深刻,还不善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服务农民 造福一方——大兴县的“粮食银行”

“粮食银行办得好,为我们农民解决了大问题。”这是大兴县农民对县粮食局系统开设的“粮食银行”的一致赞许。自去年10月以来,大兴县粮食局所属20个粮库相继开设了“粮食银行”,敞开为农民储存粮食。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方便了农民生活,解决了农民储粮难的问题,而且也拓宽了粮食部门的经营渠道,占领了农村粮     

七千人大会背后的故事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对农业造成的严重破坏，到了1961年底，粮食已经全面告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见到一个省委书记到北京，就抱拳作揖说“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因为北京、天津、上海当时近2000万人口，主要依靠各地调粮。一旦调粮中断，后果不堪设想。可每个省都叫苦不迭，因为各地也都非常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各区实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基层政权的过渡组织形式。通过区代会,中共领导广大市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区代会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共将自己"阶级政策"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但区代会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     

福建地方党在永定暴动中的领导作用

1928年,中共闽西党组织先后领导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暴动,其中以永定暴动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永定的反动统治,而且创建了福建第一支红军武装,建立了福建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并进行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永定暴动的成绩与其他几大暴动相比,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永定暴动的最     

友谊与合作: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共对美外交

1944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了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活动。毛泽东把这种在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统治下的外交活动称做“半独立外交”。这个鲜为人知的外交活动，不仅是中共外交的开始．而且对中共在二战乃至以后的解放战争中赢得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供澳农产品对节日民生的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澳门冬至为例

农产品的供给对澳门市民的节日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各种应节鲜活农产品更被赋予浓厚的精神和民俗意义.从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本地农产品产量受城市化影响不断缩减,而内地供澳农产品也经历了一个从紧缺到丰裕的过程.在澳门民间重要传统节日冬至期间,20世纪50年代部分年份内地供澳农产品货源不稳定,降低市民节日团聚的欢乐气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农产品不仅供应充足,而且出现了价格“不涨反降”的现象,改变了一般意义上节日期间供需差距导致价格上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澳门民生并千方百计向澳输送农产品,为丰富市民的节日生活以及稳定社会、促进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上海市民政府与中共早期执政意识及实践

8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选举产生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有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市民政府。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执政意识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