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问责官员复出与问责制的系统思考

追究官员的责任应区分程度、定性准确、依法进行,从刑事、纪律、政治、道德等方面分别对待。应依据官员受到问责的性质分析其复出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官员复出的制度规定,提高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公信度。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质量安全关系重大,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能为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食物链提供保障。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运用时间较短,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应在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强化异体问责,规范问责程序和问责后的官员复出程序,以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促进作用。     

问责后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人大、纪委等问责主体的外部问责,提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和社会民众的问责意识,加快行政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主要从问责要素分析的角度展开,基于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分析对象,建立"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结果"五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格局比较单一、党组织作为问责对象较为鲜见、问责情形设置不够均衡、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被问责官员无序复出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党内问责制应当将健全问责主体格局、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进行集体问责、设置均衡的问责情形、提高问责程序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和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作为五条具体路径。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微观天下

正"降级式问责"阻官员"悄然复出"8月11日,中纪委通报,原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涉嫌违纪被调查,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降级式问责"新趋势引发公众关注。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级别"跳水"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凸显了国家处理违纪官员的新思路,使问责制更为灵活,更有助于将处分落到实处。     

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官员问责制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有关法律行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功能,对公共负责,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责任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仍处于行政性问责阶段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政府对政务活动进行信息控制造成,要建构良性问责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普遍推行,推动了当前干部制度改革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毕竟我国行政官员问责才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要成功推行官员问责制就需要探究困境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来寻求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