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陈启天的"新法家主义"思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股"新法家主义"的思潮,主要以醒狮派代表陈启天、常燕生等人为主,强调当时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实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     

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     

当代西方法学的综合趋向

纵观20世纪的西方法学，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随着新的社会思潮或哲学思潮的兴起，旧法学派别不断变换自己原来的理论形式，新法学派别以其独特的“时髦”而竞相粉墨登场。然而，从总体上看，大大小小的法学派别，无论其具体形态是否一致、其称世时间是否相同。     

清末民初法政学堂之研究：教育史的视角

法政学堂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开始出现,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大量人才,又适逢特殊的教育变革形势,因此,一经出现,便飞速发展,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也是法政学堂兴起的重要因素。清末民初的“法政教育热”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种教育倒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官府垄断法律的局面,使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开始普及。     

劳动合同法：让用工更加规范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这不仅对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工作要点”也指出，要“深入开展民主法制宣传教育，把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作为地方人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加以推进”。为此，本刊从本期起将原“同行”版块中“新法出台”栏目扩展为一个新的版块——“法意”，并在这一版块中开辟“新法解读”、“以案释法”、“学法札记”等栏目，以更好地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     

多设“效能排行榜”

近日报载．江苏省江都市行政效能中心有一面醒目的“效能墙”．“蓝、绿、黄、红”4种颜色为部门行政效能注解“好、较好、一般、差”，效能扣分情况则直接以数字标注，51家行政执法部门效能情况如何．问题出在哪，改进如何，在这面墙上都有动态反映。笔者不禁为这种设“效能排行榜”的做法叫好。     

用公益法律服务彰显执业为民初心——记全国优秀律师刘云雷

<正>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他始终将法治理念其穿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公益事业在他同律所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作为一名律所主任，他将“同心文化”确立为律所发展的目标，组建起一支以青年律师为主体的“生力军”……他就是全国优秀律师、北京法政安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刘云雷。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

晚清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参照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以及反思中国落后的现状，各派人士纷纷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以图民族振兴。或主张在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工商业，军事技术；或主张实行政治革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五四运动更树起“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旗，提出要在中国实现科学与民主，这是一种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诉求。本文试从内部解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在中国的表现。     

还要讲“慎独”

还要讲“慎独”林博斌“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观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做人之道理是时时刻刻不能背弃的，……（如果有不好的念头或行为）尽管很隐蔽，但没有不表现出来的；尽管很细微，但也没有...     

“亲亲相隐”对当代刑法的启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比较法研究》稿约

《比较法研究》(双月刊)系纯学术性法学期刊,主要刊载比较法学研究的学术论文,现设有“论文”、“法政时评”、“人物与思想”、“人文对话”、“法学译介”等栏目。本刊严格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欢迎国内外学者惠赐稿件。本刊不办增刊、副刊,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或任何其他费用。凡以本刊名义收取任何费用者均为诈骗,请投稿者切勿上当受骗。     

时际私法中法律条款的效力

在涉外民事关系可能受到新旧前后两个以上法律管辖时，应适用其中哪一个法律的问题，在国际私法学中被称为“法律的时际冲突”，或“时际私法”。可见，时间方面的因素往往在法律选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情况下，均适用法律关系成立当时有效的法律，但有时在法律适用上并非不可以采取可变原则。究应适用新法或旧法，首先要看新法对溯及力及溯及的范围的规定，其次看是否可由双方当事人协议解决。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法律条款本身的法律效力。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结合法学基础理论有关法律溯及力的新理论对时际私法中法律条款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的     

情浓利淡 服务夕阳——“情系夕阳法律服务进万家”大型法律服务咨询活动侧记

2004年1月9日，由市老龄委、今晚报、市律师协会和老年时报共同主办的“情系夕阳法律服务进万家”大型法律服务咨询活动在今晚报大厦二楼大厅举行。本市击水律师事务所，弘德律师事务所、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华益律师事务所。金蔚律师事务所，南开148法律服务所等六家律师事务派出的近20名知名     

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

<正> 一 导论 晚近时期的中华帝国,既没有产生一种私人的,独立的法律职业,也没有出现一种训练法律专家的正规机制。然而,在清朝(1644-1911)末年,法律和教育的变革,不仅在京师,而且在各省导致了开设“法政”科目的学堂的设立。学堂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取代传统科举制度手段的同时,培养司法官和税吏。由于设有若干学门,政府准许其设立,而又认识到法律人才在预备立宪中已成必需,因此,这类法政学堂在数目上迅速超过了其他的新学堂,并吸引着众多的学生。所以,依据有一种说法,     

相对程度副词句法语义分析

按照比较对象是否由“比”引介，可将相对程度副词分为不能用于比字句的和能用于比字句的两类。前的比较对象或范围有时出现在上下，但更常见的是被省略或隐含；后中的“稍微”一组的比较对象除了可由“比”引介，还可以其他形式出现在上下或作为隐合成分；“更”、“还”、“越发”一组在三种句式中存在句法语义的异同。“还”和“越发”的句法语义大致对立互补，而“更”的句法语义功能则大致是前二的加合。     

中国五十年代法律思潮研究(下)——法文化视角的剖析与思考

二、５０年代法律思潮的法文化透视５０年代的法律思潮固然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但是，社会意识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从这种意义上来看，５０年代的法律思潮只是中国法律文化发...     

法意与人情

法律就像语言，乃是民族精神的表现物。它们由一个民族的生命深处流淌出来，渐渐地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这样的过程也完全是自然的。就此而言，法意与人情，应当两不相碍。只是，具体情境千变万化，其中的复杂情形往往有我们难以理会之处。即以“人情”来说，深者为本性，浅者为习俗，层层相叠．或真或伪，或隐或显，最详尽的法律也不可能照顾周全。     

新法科背景下的网络法集成——简评《网络法：原理、案例与规则》（第三版）

<正>中国人民大学刘品新教授的《网络法：原理、案例与规则》（第三版）作为“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之一，从2009年初版到如今第三版，臻于成熟。现以时下热议的新法科研讨为叙说依托，谈几点自己的学习体会。一、关于“网络法”的名称表达该书取名为“网络法”显然非无心之举。对于与“网络法”相关的语词选择，     

金融机构以贷还贷纠纷若干问题浅探

“以贷还贷”是当前人民法院审理金融机构借款合同纠纷中经常碰到的情况，对“以贷还贷”的概念、处理原则、损失的界定等问题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拟就上述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一、“以贷还贷”的概念对于“以贷还贷”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以贷还贷”就是指以后一笔贷款归还前一笔贷款。其理由是：根据现行金融法规，企业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只能被用于生产经营而绝不能用以归还旧贷款。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贷还贷”仅指发生在同一银行的，借款人在未还清前一笔到…     

论法的群体性

法律是通过公共言说积累下来并借由语言表达的共识,故具有语言的特征交流性;法律包含对善的规则和实现善的程序这两个内容,而辩明“善”的唯一途径是自由言说的交流。法律本身的特性与主要构成内容的要求,促使各单个法律规定或各个法律体系在各自中的不同阶段及相互之间存在不同层次的交流需要。这种“交流”产生类似“言语行为”的效果,当“效果”规模达到一对话系统的积累程度时,新的共识便形成,新法也由之产生。虽然法律的这种“交流”行为是必然的,但“交流”的规模不是普遍的,新法的催生必须依靠话语对象,它们要具有催生新法所需的“规模”,这便是所谓的“法的群体”。法律们一旦形成“群体”,这种“群体性”就会对新法的产生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