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古罗马妇女研究述评

古罗马妇女史是古典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指出古罗马妇女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少权的地位,但并不妨碍她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与此恰好相反的是,由于女性特质的存在,古罗马妇女在宗教祭祀中占据重要席位。而传统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依然是妇女活动的主要舞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自主性增强,社会地位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希腊城邦制度与希腊妇女的地位

荷马时代人类社会从女权制过度到男权制,妇女社会地位降低。希腊城邦制度时期,妇女被排除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她们不是男性爱情的对象,而是满足男性性欲的对象,是为男性社会生产合法公民的工具,是管理家务和获得家庭财产的手段。希腊化罗马时期,随着城邦这个人们安身立命之所的衰落,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城邦转向家庭,于是,两性关系改善,妇女社会和经济地位提高。     

鄂豫皖苏区的妇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号召下,投身革命战争事业,在参政、生产、拥军、支前、宣传等工作中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同时也为争取自身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妇女们在家庭领域以外的参与使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各方面的地位得到提高,并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础和保障,也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父权到平权——中国家庭中权力变迁问题探讨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家庭中,家庭成员在权力地位上的不同反映出家庭权力由父权到平权的变化,即妇女和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自身的价值逐步得到肯定。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的日渐细化、社会一系列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妇女职业化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带来的影响,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家庭权力的变迁打破了父权的绝对地位,赋予其他成员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家庭成员平等参与家庭事务的管理,必将为社会和谐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妇女解放与妇女生育价值社会补偿

一、正确认识妇女生育的社会性是妇女解放的基础 作为人类两种基本生产形态之一的、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妇女,为人类的延续、存在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作出了男性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然而,几千年来妇女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所付出的代价,非但得不到社会的充分肯定,反而把它看作是家庭的私事,妇女自己的事,视为社会的累赘,成了妇女受歧视、蒙不平的理由。这就无形中使人类自身生产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导致了一个极不合理的结论——生育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妇女自己承担。这种旧的生育观,抹煞了妇女生育的社会性及其对社会生存、发展的巨大贡献,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处于劣势,所以说,正确认识妇女生育的社会性,是妇女进一步解放的重要基础。     

论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的“家”

在古中国和古罗马“家”有共同之处，都是位于公权力的末梢。古中国家父权成为发挥“家”的政治职能的工具；古罗马家父权是家庭王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产生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随着专制主义色彩的浓化而不断加强。在古罗马，随着对外疆域的扩张，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家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而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家的政治组织、家族本位色彩日益消褪，并逐渐向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价值取向过度。     

经济国际化与山东妇女发展

经济国际化的不断推进给山东妇女发展带来了大好机遇,使她们在山东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及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使了她们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同时,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也给山东妇女参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使业已存在的妇女就业压力增大、女干部比例偏低、基础教育和妇女教育格局有待巩固与调整、女职工劳动保护受到挑战等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要迎接挑战,解决这些妇女问题,必须认真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制定实施好21世纪<山东妇女发展纲要>,加大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力度.     

从罗马法"家庭"概念的演变看亲权与监护的制度关系

亲权与监护制度都脱胎于古罗马家庭法,区别在于家庭团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定位不同.在现代民法典中应发挥其互补的作用.     

妇女与竞争

女性要得到与男性平等的权力,不能只靠自然的重新选择,也不能靠消极的等待,更不能靠男人的恩赐,最重要的是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奋斗,特别是要克服自身发展的障碍.所谓妇女发展的障碍,具体地讲就是阻碍妇女进行社会性竞争的诸多因素,它们主要表现在:1、竞争意识的缺乏其实把竞争意识的缺乏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缺乏成就动机和社会参与意识.这种动机意识的缺乏,一类情况是在她们的头脑中没有“成就”这一概念,既使偶然获得一丝“成就感”,也不懂得及时地把握,及时地转化为创造新的“成就”的诱因和驱动力——当今中国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就属于这一类.再一类女性就是部分的城市(镇)妇女,她们仍然沉湎于“女人通过拥有男人而拥有世界”的固执幻想和“夫贵妻荣”的传统辉煌里,固步自封,自己被剥夺了权力也浑然不觉.     

另一种内战:罗马帝国初期的告密制度和政治审判

罗马帝国初期,告密和政治审判成为普遍现象,罗马史家和作家都把这种乱局形容为内战.告密与帝国初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也成为当时罗马上层进行权力斗争和群体迫害的主要工具.但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作纯道德的解读,将告密者视为背叛罗马伦理体系的变态群体.事实上,告密文化是罗马社会的制度性毒瘤,森严的等级制和男性公民追逐政治声名的价值观才是罗马人热衷告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