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社会治理中的职业化及其技术控制

与近代以来的职业化相一致,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也出现了职业化。职业化造就了一个以社会治理为专业的知识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为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技术控制,努力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封闭体系。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技术控制是基于一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建构起来的,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这种技术控制发挥了巨大的正向功能。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消极效应日益彰显。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对官僚制组织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控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而在如何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其实,技术控制的终结将是一场组织变革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人类的社会治理不再依赖官僚制组织,而是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去取代官僚制组织,技术控制也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合理性,从而被人们所抛弃。     

中国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之道

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风险性的扩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正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致力于拯救现代性的历史宏任,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特征及其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消解,客观上要求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治理:建构协商型民主政治;建构新的公共政策机制和多元文化网络治理结构;改进官僚制,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政府管理体制。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慧治理应从治理目标出发,确定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的程度与方式,以实现两者在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有效互补和有机融合。     

当前地方政府的责任推断与治理行为分析

政府对责任的推断会直接影响其治理行为选择。如果政府能够认识行为的动机原因,作出合理的责任推断,那么,不仅有利于培育政府的责任意识,还能推动政府改进自己的治理行为。反之,如果政府将治理责任动辄归咎于外部不可控因素,则会产生外部依赖性心理,无法衍生政府责任意识,也就不会从政府行为本身寻求改进对策,从而影响政府的治理绩效。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正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面对着财政压力和官僚制的低效,西方国家陆续推动治理变革运动,重新定义政府的掌舵与服务职能。同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从中央到基层政府依据国情,以治理为理念,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领域进行了治理变革。30多年的     

基层治理中的过度执行:成因、危害与对策——以街头官僚为例

街头官僚作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一线治理主体,对其治理实践的高标准、严规范和效能化,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制度结构、组织目标、复杂环境、资源禀赋、利益考量、能力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执行运作一定程度上无法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现实中呈现为差异化执行类型。自由裁量权的治理权限和运作方式的“度”难以有效把握,容易失控异化为治理的过度执行。这一问题隐含着其他危害:在微观层面,造成街头官僚执行公信力下降;在中观层面,削弱地方政府治理权威;在宏观层面,影响国家认同。因此,应通过合理举措使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既要保障执行权的自主效能,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约控制。     

行政问责制:逻辑关系和理论渊源

随着责任政府理念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全面推行,学界关于问责制的理论研究也颇多。问责制作为一种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制度安排,是通过一套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将静态的政府责任动态化落实。问责制的理论渊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理论、官僚制或科层制理论等。     

对西方政府治理新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方政府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治道变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治道变革 ,引发了“中国官僚制变革 ,治理新模式同中国适应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同时对中国的行政改革 ,建立新型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启示     

项目制、不完全契约与治理风险的规避——以四川省贫困妇女小额贷款项目为例

项目制作为一套独特的地方治理机制和常见形式，在地方治理资源使用、治理效能优化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多重治理风险。在不完全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经济TCE模型的理论视角下重新考察并分析，能够提炼项目制在地方运作过程中各类治理风险产生的核心要件与其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得出，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中的两次责任风险转移和政府内部行政体制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中行动主体之间协作的影响，形成并稳固了一个秩序化的治理结构，从而有效阻缓、消解并预防了项目制产生的一些关键性的治理风险。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     

浅析社会治理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过渡形式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类网络化结构是单一主体治理结构向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是通向网络结构的过渡形式。网络结构改变了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无中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其主要特色。网络结构内部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被新生的伦理关系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     

政府重塑：大都市发展的治理逻辑

政府是推动都市发展的关键性力量 ,都市形态的发展 ,必然要求政府形态的跃升。通过政府重塑形成有效能的政府 ,必须形成新型的都市治理结构 ,建立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是都市治理的价值取向 ,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作是都市治理的基本要求。中国的大都市治理结构要在机制上得到落实 ,必须从都市管理革命出发 ,提升大都市政府的管理品质和管理能力     

论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政府行政不作为治理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因而，治理行政不作为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不作为有多种表现形式：“熟视无睹”型、“不以为然”型、“相互推诿”型、“冷漠无情”型。治理行政不作为，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倡导服务行政的理念；认真落实责任制度，建构刚性的责任行政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构有效防范行政不作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取向

治理理论对传统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从治理和政府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的角度 ,探求政府思想政治工作在责任、民主、法治、权力、治理方面体现出来的崭新的价值取向 ,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政府治理能力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社会转型时期而言．食品和卫生安全、生产和财产安全、生活和生态安全及发展生产力等则成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政府的治理能力则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的前提和尺度。为了切实提高治理能力．政府必须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大对关键部门和行业的监管力度；完善责任体系．建立责任政府；建立健全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机制；引进高级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