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就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最大化假定、理性人、成本、收益、偏好、外部性"等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方法对犯罪这种"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发生过程、社会危害等进行分析,进而寻求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犯罪控制策略的理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去研究犯罪问题,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善有效的体系,但无疑为犯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自然垄断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以电力行业为例

对自然垄断行业豁免适用反垄断法会产生诸多弊端,经济学和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为反垄断法在此类行业的适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其适用应以“一般适用、例外豁免”及成本效益为原则,在协调统一的前提下,对不同的业务环节采取不同的规制策略。通过科学配置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的权限,明确协调反垄断法和行业立法冲突的规则,可实现反垄断法的有效规制。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限制研究——以市场与规制为分析视角

经济学的理论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限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经济学看来,承认当事人的选法效力能够培育出法律选择权利市场的"市场机制"。然而,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都会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在个人选择"失灵"时,由法院确定争议解决的准据法可以说是国家对选择失灵的一种规制。正是这些个人选择"失灵"、国家进行规制的场合确定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限制的内容。     

试论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功能性互补:反思与重构

一、监督缘何必要?——一个学理层面的解说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通常理解,现代公司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对市场价格机制取代的结果。为降低交易成本(主要是发现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市场中的理性投资者选择了公司这种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经济联合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公司企业的出现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必然会带来公司内部组织成本的增加——因此,公司企     

程序法经济分析

理性的最大化实现是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将这种最大化的追求融入程序法的实现中则表现为诉讼成本的最大化降低及其当事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文对程序法的公正予以经济角度的分析,提出建立新的部门为当事人的诉前成本进行分析,使得当事人在选择诉讼还是和解的问题上达到最大效益的统一。     

父爱主义与“还地于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个“还地于民”的过程。因为流转上的障碍,农村土地权利并未真正物权化。流转管制背后蕴藏着父爱主义理念。父爱主义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解,反而重新抬头。但逻辑上父爱主义的预设前提并不存在,且潜伏着无效率和不自由的危险。父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土地管制所借助的三个正当化理由都有反思的必要。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为“还地于民”提供了历史契机,摒弃父爱主义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资产彻底物权化和农民身份彻底市民化,并为克服危机提供动力。     

期权定价思想与人身伤害赔偿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与麦伦·斯科尔斯因其在期权定价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共同荣获１９９７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期权定价理论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其在金融乃至整个商业领域中的成功应用,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思想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成本分析中。本文试图分析其在人身伤害赔偿方面的应用价值。一、期权定价思想应用于人身伤害赔偿的一般解释任一理性的人、理性的社会,其对个人行为的选择乃至社会行为规则的确立,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经济学的价值要求。在人身伤害救济方面,早期的人们即认识到同态复仇引起的纷繁仇杀…     

环境风险的规制进路与范式重构——基于硬法与软法的二元构造

环境风险是现代国家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规范主义和公共治理是当前环境风险规制的两种主要进路。实践中,规范主义规制模式存在规则体系的结构性不足与司法裁量的适用局限,而试图对其加以修正的公共治理模式则由于规范缺失与参与不足导致了环境风险规制的失范。从本质看,环境风险规制就是对风险中的诸多利益进行平衡与协调,规制活动应当确保合法性与回应性,故而有必要在“硬法—软法”的法理基础上重新认识环境风险规制的内涵。“硬法—软法”范式要求拓展法律的外延与规制要素,将包括公共利益在内的广泛因素纳入规制领域,完善互动协调的二元法体系以及成熟的法解释学等制度与技术支持,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风险规制的二元法构造模式。     

数字货币激励性法律规制的逻辑与路径

当下,数字货币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世界各国正逐步认识到数字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管.我国出于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对数字货币采取的是"一刀切"式的禁易规则立法,这将会导致数字货币在民间的灰色发展,抑制金融创新.厘清数字货币的概念并进行类型化分析是法律有效监管的前提.采用激励性法律规制实现数字货币的法定化,法律规制须由禁易规则的"父爱主义"转向管制规则的"国家主义",同时识别数字货币不同类型的法律性质,"刺破数字货币面纱"进行穿透式监管,确立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科技公司与行业协会"协调共治"的监管主体,辅以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准入、信息披露和税收监管等法律制度安排.     

Punishment and Welfare: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situate the current discourse on 'crack pregnanc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broader regulatory discourse.' It will argue that defining and locating state intervention solely within the confines of formal legal discourse not only privileges the criminal law, but (1) occludes recogni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re effected by administrative law and welfare policy and (2) fails to specify the rol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dominant cultural norms of womanhood and mothering. The paper draws on feminist literature and fieldwork-in-progress to suggest that many of these women are already subject to substanti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In conclud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ebate to date has served to defle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fissures of gender, race and class that render these women's lives as publicly probl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