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真实”——论女性小说叙述声音的形式选择

女性作家小说叙述形式有其独特性。对女性作家而言,作品形式之一的叙述声音,对女性作者的自由创作造成了很大影响。无论作者作何选择,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读者将虚构故事与作者真实生活附会起来的影响。但现代女性作家可以采用诗意语言和自由间接话语的方式,以及刻意虚构真实故事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影响。     

奥茨《奇境》中的"双性同体"意识

奥茨是美国当代文坛一个关注女性问题的小说家。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与审视,她在《奇境》中超越了性别的限制与对立,大胆地尝试了理想的创作状态:“双性同体”。本文试图以文本分析的方式,从小说叙述视角、双重文本和叙述语言三方面探讨作家的这种“双性同体”意识。     

男女平等与性别歧视

一位美国女作家,在看到别人评介她的作品时对她用了“女作家”这个称呼而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性别歧视。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你明明是个女性作家,人家这样称呼完全符合事实,怎么就成了“性别歧视”呢?她有她的理由:一部作品的成败优劣,在于它本身的质量,而与作者的性别无关,为什么人们在评介男性作家的作品时并不称其为“男作家”,而对女性作家却要特别指出她的性别呢?这就是不平等,就是性别歧视。     

你的世界在窗外

前些年,巴黎一个报告会上,有汉学家提问:“中国有女性文学吗?”在场的中国作家不免都有些茫然。幸亏张抗抗机智,她胸有成竹的回答:“女性文学这个游泳池,对于中国女作家是太小了。”     

余华的后现代性“弑父”叙事的文化动因和审美意义

先锋派作家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余华，通过对“父亲”的深度模式的消解，用“暴力美学”叙事和温情叙事的方式，彻底断绝了父子关系，颠覆了“父亲”的权威，对传统、权威、生命和文化本原进行自省、自否，从而也使他的作品打上了后现代性的烙印。     

评“个体本位”价值观

<正> 在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喧嚣声中,有一种声音令人感到格外刺耳,那就是“个体本位”的喊叫声。不论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头面人物那里,还是从深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学者那里,我们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这次政治动乱的某些“精英”就竭力倡导个人本位,反对群众本位。在动乱期间有人在公开发表演讲时说:“中国的启蒙文化与西方启蒙文化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讲的解放,更多地是讲民族觉醒,民族兴亡的群体解放,而个体解放没有突出出来。”并且污蔑我们在“很     

发出“我”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叙述声音

在叙事学中,叙述声音指的是虚构叙事作品中声音之所由。它既是叙事策略(抑或叙事技巧)的问题,同时也超越了纯粹的形式层面,而与诸多语境相关联。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叙事学在法国兴起,时至今日,经历了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叙事学已从强调文本分析的内在研究兼顾到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文本从其内在文学性的桃花源走向了更为广阔复杂的现实世界。"叙事是一种参与文化进程的文化现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上面的问题已不单单是叙事策略的问题,它必定负载了在叙事策略之外的文化意义。一、叙述声音之于20世纪90年代     

叙事学视野下的“女性声音”研究及其中国化建构

"女性声音"意在连接、链接、糅合传统叙事学与传统女性主义理念,从性别权力角度理解叙事形式中的声音属性,其通过叙述形式、言说方式、聆听方式等"声音"层面的叙事学考察来表达女性群体的权力诉求,是对传统形式研究与性别研究的双重突破。"女性声音"视域还延伸到语境层面,将提升公众的社会性别认知纳入自身研究视野,能够有效规避传统研究在界定"女性文学"时纠结于写作者生理性别的问题,其研究成果尽管在中国学界尚相对边缘,但并非"以西律中"的产物,而是有着鲜明的"中国化"建构特质。     

图书推介

正《身体·性别·欲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杨秀芝、田美丽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该书对身体女性欲望、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策略、女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策略、未来女性身体叙事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其研究对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叙事文本,主要关注女性身体在当代文学中被叙述的情况,关注那些描绘女性身体,把它嵌合在叙述之中从而使它体现某些意义的小说创作,对女性身体在文化场域乃至现实生活中的处境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女性身体写作伦理的问题。     

还是提“人大集体有权、个人有责”好

一段时间以来，很流行一句话，就是“人大集体有权、个人无权”。人大集体有权，说的是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有权；个人无权，说的是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无权。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这是人大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一人只有一票，人人权利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这是人大工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人大权威的鲜明体现。在内部场合，在强调人大集体行使权力时，说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其用意是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上不少人却把它作为流行语和口头禅，不分场合，到处使用，有的甚至把人大的集体和个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就不妥，其影响也是不好的。     

论“新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构成

“新小说”的叙事话语有文体的综合、意义的反讽、声音的复合、语式的自然等特征。“新小说”文体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它从小说话语文体自身特点出发,融戏剧话语、电影话语、散文话语等话语文体于一体。从意义构成上看,“新小说”的反讽主要表现在叙事中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声音上的复合型是“新小说”叙事话语的又一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叙述中有各种叙述声音的融合。从叙述语式构成看,“新小说”叙事话语主要呈现叙述者与“物”和谐并列的特色。     

女性写作的身体之维

“身体写作”这个西方女性批评的重要概念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到特殊文化语境而产生了理论性的异变和误读,完全丧失了女性批评话语应有的革命性内涵,在商业炒作和男性猎奇心理的暗示之下,使得女性写作逐渐由抗俗走向媚俗。其实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问题不在于写“身体”,也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么写,主要在于写作的动机和定位。女性写作应当在肃清概念的基础上突破“身体”和性,走出被看的误区。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语言特征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语言特征哈迎飞“语言”是个普遍的概念。实际上，体现在小说中的语言形态是熔铸着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情感倾向、美学追求的个人“言语”。从“语言”向“言语”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作家独特的文体语言风格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林斯基认为...     

徐坤:写书为婚变疗伤

从“大侃”到“安静写作的实力派作家” 十年前,徐坤用大量犀利讽刺带颠覆性的文字为当代知识分子画像,将中国文坛的大量奖项悉收囊中,成为文化界一种特别现象,堪称当时文坛中的“当家花旦”,由于其文字独特的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她也有了“女王朔”的别称。对于这个有点特别的称呼,徐坤看得很淡,说那时候刚好文字风格和题材都比较接近王朔,又都有一定的反响,被放在一起比较也就自然而然了。”回头想想,那时候我还是很有才气的。”说到此处,徐坤又露出了当年的调侃味道。不过,她觉得无论是当年的辛辣调侃还是如今的温婉深情,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压着     

读者意识的转型与晚清小说反讽意识的弱化

反讽叙事讲究叙述结构的内外矛盾、悖逆并举 ,作者干预的含蓄巧妙、佯装无知 ,和叙述语话的复杂多变多产、多声和鸣 ,其“表里不一”的叙事技巧期待“聪明的读者”发现文本深层的真实意义 ,因此小说创作主体的读者意识是反讽叙事的主体性根源之一。近代中国小说读者意识的转型 ,影响到小说的叙事策略 ,使晚清小说呈现出叙述声音直露、叙事结构平面化、叙述话语单一的特征 ,是其反讽意识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延伸的文学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经济刚起飞的时候,一种理论流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文学。这个看法曾使许多热爱文学的人颇感沮丧,而现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咒语的应验。不过这里的关于文学的概念,似乎与先前的流行概念有别。它指的是纯文学,好像并不包括消费艺术,比如通俗、艳情小说等等。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膨胀的时代,听不到作家的声音也许是自然的,因为它提供不了粮食和住所。这使我想起托洛茨基的一段话,大意这样:在剧变的时代,文学有时是无用的。鲁迅后来受此启发,在一次讲演中叹道:“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     

人大代表“应知、应会、应为”系列解答（三）

民主的特点鲜明：组成人员一视同仁。吴邦国委员长说：“在人大工作，个人无权，集体有权，委员长也是一票，没有加权系数”，“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人大的权威，避免个人利益、个人判断而引起的一些错误”。委员长的话讲清了两层意思：一、凡属重大问题，人大个人无权决定，都得经集体讨论决定；二、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权力平等，不存在领导人员“含权量”高的问题。     

林海音的两岸观

林海音是情系台海两岸的台湾作家，她的这个“情”是来自她心灵的、明确而理智的两岸观。她曾经说过，自己“比北平人还北平”；也说过，自己是个“番薯仔”。我们的父辈--老北京台湾人，往往自称是“番薯人”，因为台湾岛形似番薯，台湾人在历史上经历过任人宰割的心酸，所以都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有一颗中国心。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是台湾的祖国”，这在老一辈“番薯人”心目中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 1895年 4月 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割台的《马关条约》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和台籍官员痛心疾首地上书光绪，斩钉…     

她不想成为那束散乱的花（上）

她的脸上有一种神秘而典雅的感觉。我说的就是波伏娃。一个作家、哲学家，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有着“高雅的外貌”，她是“最美的存在主义者”。     

当医生被患者的故事所打动

“叙事医学”的兴起有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丽塔·卡伦,她是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2000年的时候,卡伦首次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从字面上解释,“叙事”就是讲故事。以往,医生写的病史主要是以描述症状体征为主,而且是用专业术语写就的;而如果医生把从医过程中正规病历之外的细枝末节、心理活动乃至家属的感受记录下来,用叙事的方式来写病例,并带着医生的感受去写,那就是叙事医学。因为记录中也包括医生自己的内心感受,所以叙事医学是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