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塑造:国家建构的重点

"公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个体层面关注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更多体现利益需求;社会层面关注群体生活的自愿性、多元性和共容性,体现认同需求;政治层面关注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平衡和基于这种平衡之上的权威维护,更多体现秩序需求。"公共"传统的相对缺乏、精英政治统治的政治文化、共和国建构过程的历史轨迹所造就的路径依赖、相关制度环境供给的滞后、全球化开放时代形成的复合风险社会,使得我国公民相对缺位。因此,公民的塑造理应成为国家建构的重点,形成国家—社会—个人的合力。其中,国家需承担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和公民教化者的职责,社会承担社会网络建构者和公共道德底线维护者的职责,个人承担规则遵守者和公共道德实践者的职责。     

法治视角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公权力与私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法学理论界也一直在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笔者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法治视角出发，分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问题。本文界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基本理论内涵，对公权力进行了合理的定位，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关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公权力异化的相关内容，总结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该问题从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行政强制法的制度博弈和价值定位——基于“平衡论”的视角

行政强制的漫长立法进程折射出当下中国能够提供多元利益主体公平参与的制度博弈平台的匮乏,而行政强制的制度博弈实质体现为公权力与私权利二元关系的紧张与对抗。如何达成制度博弈的均衡解,"平衡论"视角下的行政强制的价值取向成为思考的方向。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李昌庚在《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撰文认为,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公共领域视角下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自觉培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镇化发展,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已成为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因基层政治监督乏力、农民自我组织性缺乏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而呈现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基层政治认同较低、权利义务意识渐增但公共意识欠缺以及法律意识强烈但主体意识薄弱等现象.故需从公共领域视角建构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自觉培育路径.     

大学生情侣教室拥吻被开除事件的法理学分析

本文从一则新闻报道来谈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以及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应该考虑到私权利,在利益冲突问题上我们应作个利益权衡,在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问题上非国家法不能与国家法相抵触。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理论的载体依托于公共利益,通过休闲吧、图书馆、学术沙龙等为载体形式将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建构一种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空间及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维护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牵涉到公民社会建构的重大工程,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批判的精神特质,为公民社会所需公民精神之涵养以及民主意识之化育提供渠道。基于此,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必将有长远的意义。     

政治文明视域中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而当代民主国家合法性的获得离不开价值文化系统的支持,即公共领域的支持。因此,公共领域的建构是持续获得与增强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论新媒体的公共领域构筑功能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本身就与媒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过程中曾阐述其与媒体的关系。在媒体发展的历程中,各个时期的不同媒体都为构筑公共领域提供过条件。新媒体作为新世纪以来最受关注和影响逐渐增大的媒体形式,在公共领域的构筑上,同样日渐显现出重要功能。新媒体的不同应用,以及新媒体终端的不同特征,都使受众参与形式和参与结果面临更多变化,个体间的交流和公众意见的形成面临更好条件。     

公共领域的异化及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回归

公共领域是处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共话语领域,它是形成公众舆论、凝聚公共理性并从政治之外规制政治的社会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成长与公众自由对话的交往媒介息息相关。以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克服了面对面交流的局限,但由于其内含的"赋权"力量,使公共领域在权力和商业因素的裹挟下发生了"再封建化"和"殖民化"的变异而走向衰落。网络媒介的兴起再度引起了交往方式的变革,并以其非控制性和强交互性的特征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媒体,政治和商业因素操控公共领域的局面被打破,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去"再封建化"和"殖民化",从而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略论刑事撤案制度之缺陷与重构

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来看,刑事撤案制度存在公权力越位以及私权利救济缺位等缺陷,亟需加强对撤案行使过程中公权力的制约以及对私权利的救济。针对疑案,现阶段的中国刑事侦查阶段更加适宜构建符合客观标准的"疑案撤销制度"。度"。     

私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制度设置和民众意识

应对突发性公害危机,公权力起着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但公权力在应对突发性公害危机中有意无意地扩张,常常会对公民的私权利构成威胁和侵害。西方有着对公权力的扩张保持高度警惕的传统,在我国公权力行使中也需要一种有效的制约,否则非常容易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本文从中西方不同的价值理念、制度设置中的差异、不同的民众意识三个方面探索对保护私权利的深层影响。     

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建设参与和社会认同构建

中国近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自然延伸至进一步的"社会建设"和"社会认同"建设阶段.这种需要创新精神的"社会建设",将在传统的"国家"和"家乡"观念之间建立和强化一种"中间层面"的公共领域,从而让生活受到经济发展影响的中国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感去参与工作与生活所在地的社会全面发展.积极引导和推动青年群体关注和介入当代中国内含深广的社会建设事业,可以强化他们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他们获得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     

神话、历史的相互建构与边疆民族的历史认同——以德昂族为例

中国德昂族历史的传承主要是通过神话史诗或传说来完成,这不仅使德昂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相互建构成为可能,而且还提供了以德昂族为主位来表述历史的视角。借助于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相互建构和这种整合的历史观,使德昂族对"金齿国"的历史表述有了合理的空间,并为其提供了支撑。"金齿国"历史的表述,实际上是德昂族建构历史认同的一个支点,德昂族希望通过这样的建构来形成并放大本民族系于华夏坐标上的政治联系与地缘关系,从而建立与西南民族共同的历史认同。     

“以其他方法妨害公务”之入刑提倡——兼议《刑法修正案(九)》对妨害公务罪的修改

随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日趋紧张,妨害公务案件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现有法条规定的"暴力、威胁"方法已不能涵盖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旨趣。故而,坚持以实质刑法观为导向,适时地扩充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将采用"其他方法"妨害公务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实属必要。在内涵属性上,"其他方法"应当与"暴力、威胁"方法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但具有明显的非暴力性;在具体形式上,"其他方法"多表现为积极阻碍和消极抵抗的杂糅,但均以达到干扰公务的正常履行为目的。     

庇护式腐败生成的“关系”机理及治理策略

关系具有"善""恶"两面。在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及关系实践中,具有各种目标的人会通过建构和维系关系网络来试图在公共事务中获得利益再分配的行动机会。在计划体制、转轨体制与市场化进程中,围绕着公权力行使的庇护关系导致了庇护式腐败的生成。庇护式腐败是根植于政治社会情境中的关系行动,既与资源要素再分配和公权力私化关联,更与政治生活中的关系网络建构与运用以及非正式政治的盛行密切相关,往往试图通过"自我道德化"策略将自身转化为能被社会习俗接受的社会行为。在当前反腐败治理的行动框架下,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明晰官员责任关系及其行为边界、强化公共规则性交往生态,打破"关系困境",削弱庇护关系的作用空间。     

确立秩序与保障自由:法律授权的双重价值

法律授权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法学范畴。从法理的层面上看 ,法律授权可以包括两个基本的内容 :授予权利与授予权力。法律授予权利 ,主要是指法律向公民个体授予私权利 ;法律授予权力 ,主要是指法律向国家机构授予公权力。这两类法律授权分别对应于两种价值 :其中 ,法律授予权利的价值在于保障自由 ,法律授予权力的价值在于确立秩序。     

论媒体监督在司法领域的“正位”回归

从权力与权利的本质属性来说,媒体监督司法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汇与碰撞。从国家机器的角度来说,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应该是相互推进、共同进步的关系。但是,在我国,媒体监督逐渐走向错位、脱离正位,进而干预司法独立、影响司法活动。因此,促进媒体监督在司法领域的"正位"回归,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合理性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其思想影响颇为深远,他借助于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契机,提出了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这也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改革的初衷。他秉承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的问题意识,吸收并改造韦伯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合理性的理论,建构了交往合理性理论,试图以此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危机。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哈贝马斯现代社会交往理论的合理性,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社会交往建构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网络空间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指向是公众在公共领域里平等地进行对话、沟通和协商之后,达成共识,最后达到行动。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协商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育。互联网作为新兴的、未完成的公共领域为公众进行政治实践、培养公民意识提供了可以期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