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一本主义之理性思考

"起诉书一本主义"被认为是我国公诉方式改革的必然选择,并对其在防止法官形成预断、避免庭审走过场方面的作用寄予了较高的期望.笔者赞同在我国确立和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但认为对其作用应该做合理的期待.为保障其实行,应首先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我国公诉制度的启示

公诉方式与一个国家的审判模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笔者通过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诉方式的研究,发现日本公诉制度中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很值得我国借鉴,对我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起诉书一本主义与公诉方式改革

起诉书一本主义是英、美、日等国所采用的公诉模式，它有助于排除法官的庭前　预断，实现控辩平衡，并有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现行的公诉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没有完全排除法官的庭前预审；容易造成“伏击审判”；难以从根本上避免庭审的形式化倾　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不符合诉讼的经济原则。因此，在我国确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公诉模式、相配套的证据及展示制度，重新规范起诉　书的内容，乃司法改革之迫切需要。     

对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反思

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尚未根除法官的预断与偏见 ;侵害被告方全面获悉被控证据权 ;滋生“埋伏审判”等弊端。建构科学的符合诉讼规律和公正价值的公诉程序势在必行。为阻断侦查与审判的承继关系 ,强化审判中心地位和辩方的防御能力 ,需要改造公诉方式 ,确立起诉书一本主义和证据展示制度。     

论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刑事诉讼中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内容和要求之一,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在公诉时便宜起诉有各种相应约束机制,所以借鉴其合理内核对重塑我国刑事诉讼公诉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完善的思考——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及其改进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符合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针对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可以从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对公诉案移送制度完善的思考--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及其改进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符合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针对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可以从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比较视野中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与法团主义——一种在分歧中寻求逻辑结构的尝试

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与法团主义三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别用"分散与集中"、"开放与封闭"来描述.其中,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处于(权力)"分散与集中"连续谱的不同位置,而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则可以在(组织)"开放与封闭"的连续谱上发现它们的居所.以精英主义为原点,这三种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深层联系.     

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科学管理”之道

生活与管理往往贯通着相同的哲理，学管理不仅要在课堂上，也应该从生活中领悟。一位普通出租车司机从自身实践中形成的时间成本意识、换位思考方式和强调主观态度的观点恰恰也是管理者所需要的，远远超出了行业领域的界线，上升到了管理哲学的高度，给各级管理者以有益的启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是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我国国内经济成分、阶级阶层、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党情的新变化,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云冈学"的创建势在必行

由于云冈石窟缺乏文献和我们对它的创建者鲜卑民族所知较少的缘故 ,石窟的研究遇到了较多困难 ,需要创建一个新型的学科“云冈学”来打破这种僵局。目前 ,建立“云冈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党的伟大旗帜的科学整合与与时俱进——由“发展道路”与“理论体系”构成的“统一的旗帜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四个坚定不移”，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秘密”理念与“合法伤害权”消解

国家秘密界定的模糊性易导致公众知政权的“合法伤害”，调整“国家秘密”理念有助于“合法伤害权”的消解。理性设立国家保密事项的合理界限应该确立两项基本原则：以信息的公开是否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或损害”作为秘密事项判断的标准，且危险或损害的“明显”而“即刻”性预测是合理的；基于前一原则强调公民权利的满足而非政府权力的到位，对于不明显符合上述原则的那些信息，应以公开而非保密为优先考虑。     

论"三个代表"的"核心与关键"

"三个代表"的"核心与关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全面理解这一"核心与关键",在理论上要搞清"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涵义,在政策上要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在决策上要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要以为人民做实事为出发点.践行这一"核心与关键"必须正确处理好多种关系.     

解决当前执法问题务求"四个必须"

当前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改变执法作风、规范执法行为,务求"四个必须".     

论刑法中的“包庇”

对刑法中"包庇"的整体性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庇"的主体、"包庇"的对象和"包庇"的行为。"包庇"的主体,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包括被包庇者本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当包括"单位"。"包庇"的对象,各个犯罪的要求有所不同,既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犯罪的人",也可能是特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包庇"的行为,在具体罪名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帮助违法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既不同于"纵容",也有别于"知情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