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境况,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社会转型期公众民意表达科学化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和攻坚期,公众民意表达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利益诉求不断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多元化、差异化和群体化等新特点。在面对公众民意表达时,政府与公众应在公共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性和有序的解决途径。为提升公众民意表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营造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理性互动的社会管理环境,创新发展治理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断拓宽政府主导的规范高效、理性有序的社会管理路径。     

应急社会动员模式的转变:从“命令型”到“治理型”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命令型应急社会动员模式已经出现失灵,我国应急社会动员模式应从命令型向治理型转变。应急社会动员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政府转变观念,也需要提升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意识以及应急管理网络的构建。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思考——以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例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枢纽型社会组织以调查研究、指导咨询、交流合作、反映诉求等为主要功能,在政治引领、培育社会组织和领军人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资源共享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静安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具有时代特征、富有静安特点、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     

基于公共安全危机常态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

风险社会已是当前全球化、普遍化的社会发展态势,建设公共安全危机常态治理下的公众参与机制成为时代课题。这首先需要对于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常态化及有效性形成新的认知。公众参与公共安全危机常态治理不但展示了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与公信力,而且有利于提升公共安全危机常态治理的管理价值。相对于主动的参与形式,社会动员是公共安全危机常态治理中公众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同样是危机治理效能提升不可或缺的路径。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公共安全危机常态治理的形式及内容尽管日益丰富,但也明显存在参与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通过具体路径展开相应机制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动员机制的困境——以白沙区征迁工作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政治"视角中的动员机制,并将当下基层治理中动员制的运行逻辑和困境来源总结为"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试图全盘依赖行政力量(动员制和科层制),从而替代民众政治参与,但实际又无法做到完全吸纳。政府内部的动员制和科层制,既对立,也可能互补和交织。无论二者如何搭配,都始终在"行政"中整改,没有涉及"政治"的实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不畅的压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转移给基层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又通过科层机制寻求自保。外部的"行政-政治"问题转化为官僚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技术游戏。国家在规制地方政府过程中,既要设置"国家-官僚"间的行政监督,亦要建构"官僚-民众"间的政治参与模式。     

水环境治理“河长制”的悖论及其化解

"河长制"是破解我国当前水环境治理困局的一种制度创新。然而,作为一种没有经过充分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新生制度,其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不完善而不可避免存在着法治与人治、集中与民主、临时与长治、统一与多元等矛盾与问题。应通过程序理性的引入和法治品质的提升,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之有效联接,目标责任制的法治化与内在化,以及结构优化与法律关系转换来平衡上述矛盾。惟其如此,水环境治理方可实现标本兼治、长治久安。     

网络舆情与引导机制研究

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兴起,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而且,网络民意有时表现为无序和非理性,这就给政府管理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本文对网络舆情的特点、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进行研究、探索。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网络民意应用:逻辑、困境与策略

在当下社会,吸纳网络民意体现了政府的开放包容,更突显了政策合法性的本质要求。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应用网络民意体现了政策合法性、利益公共性和参与民主性,网络民意保证了政策议程设置来源的广泛性、促进了政策方案形成与选择的科学性、提升了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网络民意应用存在议程设置上结构性矛盾突出、方案规划中吸纳机制因循守旧、政策合法化后反馈信息不完善的现实困境,需要在政策议程设置上加强回应、规范平台建设;在政策方案规划上提升责任、完善吸纳机制;在政策合法化上提升合意度、加强信息反馈。     

公民意志的表达方式及其法律规制——以“投诉合唱团”为视角

在我国,公民意志的表达具有多种法律渠道,"投诉合唱团"是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投诉合唱是一种社会权利,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力意义。"投诉合唱团"拓展了民意表达的方式和渠道,为政府了解社会和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投诉合唱团"在社会权力表达方面也存在局限性,有必要对投诉合唱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     

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

既有研究大多数从外部技术变迁的角度,将平台型政府视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政务服务平台,忽视了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基于权力结构、核心职能、资源分配机制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区别于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治理范式,平台治理范式将政府定位于助推自身与市场、社会、个体互动、协商、协作的平台构建者。置于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场景,平台型政府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党政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政府形态。平台型政府概念可以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之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组织、议题与资源动员:“公咨委”公众参与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分析

当代中国公众参与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然而,由于政府、公众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具有很大差异性。本文采用个案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广州市两个"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案例,对其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对比,构建制约公众参与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公众参与组织形式的准入独立性和财务独立性程度、议题是否事先被结构化、议题对公众的可接受性要求、牵涉到的利益主体的广泛与直接程度,参与的卷入程度,有效动员知识和大众的加盟与否,这些因素都对公共政策过程有显著的影响。     

协同共治格局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与限度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具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社会资源再动员以及推进社会秩序活力与秩序兼具等诸多功能。但在"强政府、弱社会"并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面临以下限度:"科层化"治理结构下基层治理活力失衡,"行政化"运作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弱化,"项目化"运作抑制了社会组织联盟化发展。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推进权责明晰的社区治理扁平化,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