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村干部贪腐及其治理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村干部贪腐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大实践命题。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期村干部贪腐的特征与多维成因,基于总结各地村贪治理创新实践及其经验,村贪治理的法治思路是要推行"制度立法、规范执法和文化普法"建设,其具体治理路径就是要推进村干部反腐法规与制度建设、落实基层民主制度与监督机制、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以及强化基层廉政文化和法治教育来治理贪腐。     

社会治理创新与规范执法行为之思考——以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为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迁,即社会治理创新由"管"的行为模式到"治"的行为模式。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坚持依法治理促使警察机关创新执法理念、体制机制和执法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措施,健全和完善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的机制与途径,实现"法治公安"的任务目标,使之适应社会治理创新的变化与要求。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     

制度领导力:新时代领导干部深化法治实践新本领论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法治实践步入"深水区"。法治在根本上是制度治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制度性变革的深入,它要求领导权力运用与制度深度结合。制度领导力的提出是对这一实践要求的理论回应,它突破并区别于偏重"人格影响"的传统领导力认知,特指领导者在制度框架运用权力并通过对制度创新设计、执行落实、监督完善来发挥"制度影响"的新领导力。制度领导力顺应现代化制度治理,是领导干部深化法治实践的新本领,新时代领导人才建设应运用"制度领导力"素质框架充分开发这一新本领。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北大核心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安徽省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阜阳市已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治乡村建设制度体系,法治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以法治为基本治理理念,形成了"党带群建、十户联治"等乡村治理品牌。但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还存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自治活力不足、农民法治意识淡薄、民间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当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村民法治思维,发挥德治内涵优势,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高质量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困境与强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既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维稳工作的一次检验,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面临着全局稳定与局部隐患并存,思想上高度重视与认识不准确、不到位并存,手段上严厉有余与规范不足并存。基层维稳法治化也面临着专门法律制度缺失,基层维稳无法可依;部分领导干部法律责任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淡薄,守法上存在障碍。因此,建构法治思想宣传机制、法治思维养成机制、法治方式监督机制、法治维稳推进机制、法治信息化交流机制、违法行为严惩机制成为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针对我国当前在法治观念、执法效果、体制机制、群众获得感等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要着重抓好法治体系、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这既要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科学决策体系"四个体系";又必须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内部权力运行约束机制、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四种机制";更要致力于实施平安建设工程、信访维稳工程、法治惠民工程、队伍建设工程"四大工程"。     

行政诉讼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

行政诉讼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我国"人治—法制"、"法制—法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历史性跨越。行政诉讼是公民表达自己诉求和寻求救济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新要求,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发展。     

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实现国家和社会协同共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健全各种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实现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概念,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是一种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契约思维,具有合法性、民主性、程序性、限权性、透明性的特征。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法治社会最基本思维模式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视角中坚持法治思维需要对领导意志扭曲法律执行、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公权力过于强势、重结果轻程序思维传统进行反思。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运用能力,可采取培养广大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构建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需要的外部环境等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内涵

民族区域自治是注册"中国"品牌商标的民族政策法律制度,既是依法治国的特殊性治国措施,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法治创新,还是法治治理国家的重点性突破,将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新体制机制,将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征程,自觉蕴涵若干法治内涵:国家构建法治主体内涵,统一追逐法治目标内涵,整体构筑"国家"法治内涵,自治成为法治核心内涵,自律主导法治动力内涵,法治汇集宏观总体法治内涵。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监狱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及其进路

对于监狱治理现代化这个全新的命题,如果不能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缺乏对我国监狱历史与现状、问题与矛盾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的深刻考察,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应景式"跟风研究的窠臼。监狱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基础命题需要廓清,即:推动我国当下监狱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与动力是什么?监狱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推进监狱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哪里?监狱治理现代化至少包含行刑理念、法律规范、物质形态和矫正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本质是监狱"七位一体"的"角色扮演"和公正、谦抑、效率三大品格的时代内涵,主要构建进路是:树立行刑法治理念、健全行刑法律制度、丰富监狱行刑样态、构建刑罚权力范式和增进监狱行刑公信。     

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

当前，一些地方维护稳定工作仍然呈现出运动式治理模式，存在一种明显的非法治化倾向，形成一种“越维稳社会越不稳”的悖论。培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以法治促稳定的良好制度环境，以行政复议为主导促进社会稳定，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稳定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关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社会治理规则不统一,二是缺乏规则意识,三是崇尚行政思维、权力思维,缺乏法治思维,四是缺乏契约精神。在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基础上提升法治社会的建设空间:一是培养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摒弃"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思想,二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三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四是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基层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探究

信访作为一种本土制度和地方性知识,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近年来,非正常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及基层政权的效能。基层信访治理是一种权力运作技术的体现,然而在维稳压力下基层信访治理策略运行并不顺畅。但基层信访治理的困境并非仅仅源于基层,而是当前诸多因素纵横交错的结果。加强信访法治保障,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树立司法的终局裁判权威,完善信访终结机制,将信访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基层信访治理走出困境的建设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