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三保邓小平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被打为第一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邓小平则得以幸存并再度被启用，这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有关。     

历史绕不开的胡耀邦

1959年，高勇就给胡耀邦做机要秘书。两人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期间陪同胡耀邦经历了不少重大历史时刻……     

中宣部“五七干校”在宁夏

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我当时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随着这场政治灾难的到来我被罢了“官”,也变成了“走资派”。从蹲“牛棚”到五七干校1967年下半年,中宣部实行军管后,我们蹲了一段时间的“牛棚”。1968年9月,军管组为了     

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我在北京工作的点滴回忆

1966年九十月间,“文化大革命”时候,我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大走资派包庇小走资派、刘少奇的徒子徒孙,并被戴上“三反分子”的高帽子,游街十多次、抄家三次,我的笔记本全被抢走,有的竟然被烧掉。一直到1969年秋,经李先念副总理找我谈话后,我到北京市工作。1969年秋季,我来到     

“走资派”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所指的,实际上是坚持正确主张的一大批老干部."文革"结束后,被定为"走资派"或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大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事实证明,把一大批老干部定为"走资派"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走资派"的概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胡耀邦和李昭:婚前“约法三章”

胡耀邦和李昭相识、恋爱是在1942年，这一年，胡耀邦27岁，李昭不满21岁。 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郊外畅谈心曲。“李昭同志，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是建立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胡耀邦富于哲理的倾吐，打破了夜晚的沉寂。     

博古从刑场上救了胡耀邦的命

博古与胡耀邦都曾担任过党的总书记,无巧不成书的是,当年的博古总书记曾经救过胡耀邦的命。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军的一颗未爆的炸弹落到了瑞金红军驻地附近。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萧克将军在云山五七干校

1970年1月，地处赣西北的江西云山垦殖场笼罩在瑟瑟的寒风中，萧克将军同农垦部的几个“走资派”一道，被遣送到设立在云山垦殖场红湖分场的农垦部“五七”干校。再次来到曾经浴血奋战和工作过的地方，萧克将军心潮起伏。     

谭启龙：屡获周总理保护的省委书记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5岁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队伍里有名的“红小鬼”，建国后出任过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幸运的是，谭启龙在受冲击，被打倒直到重新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指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他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部门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从而使他躲过了“文革”的灾难。     

“文革”中邓小平的井冈山之行

邓小平一直很想去井冈山看看 1972年12月22日．邓小平按照惯例．早早地起了床。这一天，他和夫人卓琳要去井冈山参观访问。他对自己能有此行．从内心感到高兴。邓小平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场灾难使他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炮打”、“火烧”、“罢官”、隔离审查。1969年10月，他又和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起，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遣送离京，流放到江西监护劳动。从65岁到68岁，这位曾为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人．走过了他一生中一段艰难辛酸而又悲壮的历程。     

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1978年初的一天，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收到一封印着“北京师范学院”字样的信。从这一天起，国家前任主席、“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之子刘源，确定将迈入大学的门槛——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由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耀邦同志之子胡德平撰手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从自身的独特已角出发，对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三期间，关于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王、关、戚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戚本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其知名度已是家喻户晓。但后来三位的人生结局,却鲜为人知。他们三人,不是什么“走资派”,也谈不上什么“阴谋家”。他们的沉浮,都是因为“笔杆子”。早年他们都曾以笔杆子立言立功,“文革”时期,他们先以“笔杆子”而获重用,后以“笔杆子”为他人利用,以至于后来铸错犯罪。当年人,当年事,令人扼腕,使人叹息! 霞飞之文,不仅揭示了王、关、戚的人生结局,而且给人以深刻的警示:文以载道,莫以营私!     

胡耀邦这样处理信访问题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要求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上访人如潮水般涌向北京，不但中组部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是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集着一群群的上访人。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上访问题，他对住宅守门人员专门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率真耀邦

“隆中三策”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帅（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他。胡耀邦说的头一句话便是：“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中科院整顿中的胡耀邦和陈景润

1975年7月，胡耀邦受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委托。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负责中科院的整顿工作。这时的中科院，由于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如1965年中科院已拥有106个研究所．基本上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     

“走资派”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所指的,实际上是坚持正确主张的一大批老干部。“文革”结束后,被定为“走资派”或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大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事实证明,把一大批老干部定为“走资派”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走资派”的概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到后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识…     

1965年胡耀邦是怎么从陕西回到北京的

进入1965年1月,担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果断地纠正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要把经济建设搞上来.他的纠错力度比较大,结果和传统思想轨道中的西北局主要领导产生了矛盾,彼此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这使胡耀邦很苦恼,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     

东江工农红军副总指挥郭瘦真

我认识郭瘦真纯属偶然。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在“五·七”干校专案组从事审查“文革”中揪斗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政历。因此,经常在省内外的监狱、劳改场、看守所找知情人调查了解。郭瘦真当时已年过七旬,组织上早把他接回广东省文史馆当馆员了。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