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思维全面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自2014年4月1日起，上海全市范围内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市、区两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此前的2010年7月，上海已修订《上海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以行业协会为切人点，开展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的探索实践。与此前的探索实践相比，2014年上海更加注重以改革思维，全面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体现为以战略思维谋全局，注重加强顶层设计；以系统思维聚合力，注重完善配套制度；以创新思维增活力，注重探索先行先试。     

全省大事记

7月25日我省财政6000万元信贷资金支持小微企业。省财政预算安排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资金6000万元已于日前落实到位，共100家驻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财政支持。7月30日四类社会组织登记无需找“婆家”。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创新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从8月1日起，我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经历了从政府供给到福利多元主义的转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逐渐转变为能促型角色,利用政府力量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从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转变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了部分公共管理职能,政府逐渐从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通过去行政化改革,获得了更强的自治性和自主行动能力。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在共识和互信基础上的合作,将有效提高公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     

浅谈草根NGO的发展

我们或多或少听说过草根一词，草根在社会中扮演了“小人物”这一角色。之所以谓之草根，是因为它一是顽强，二是广泛。草根NGO是民间的慈善公益组织，是指这些以非营利为宗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这样规定：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从“双重管理”到“三层协同”——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重新构建

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社会组织合法性或合理性的缺失,导致了合法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依附属性并存在着对社会组织监管不足的问题。经过双重管理体制下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特殊区域内探索一元登记管理的改革,以及对部分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改革,双重管理体制进入后双重管理阶段,实行直接登记与双重管理并行的双轨制度。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围绕着登记、服务和监管三个层面重新进行定位,并努力实现三层管理的协同互动,构建"三层协同"的新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村庄合并政策研究

我们以国家建设理论为视角，实证分析湖南省AH县和浙江省CX县村庄合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认为村庄合并虽然实现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成本的目的，但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村庄合并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社会传统的自生秩序，加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存在明显的“动力差”，故而这一政策在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整合的效能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全面分析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村庄合并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对于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要社会组织的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这就使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再次提到日程上来：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这既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深圳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

本文对深圳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地方政府创新案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笔者在概括深圳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并据此分析了该项政府创新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就其可持续性进行了阐述,最后展望了该项改革的发展前景。     

关注群体焦虑研究：转型期社会组织理论的学术自觉和责任

传统和现代的组织理论研究学派一直未能接纳群体焦虑为“家族成员”,可谓是学术史上的憾事。仔细考究这一过程,组织理论研究对群体焦虑有过多种接触,但并未实质性地敞开大门。这其间经历了源头上的“重物轻人”、组织管理研究中的人学突起、由“机器崇拜”变为“仪器崇拜”的数个阶段,由此也构成了组织理论研究与群体焦虑保持距离的原因。外国的理论模式不能囊括中国的国情,更不能代替中国组织理论界的学术努力。研究群体焦虑是直面社会生活、国情形势发展和中国组织理论研究现实,它的“试金石”的意义在于反映组织理论研究是否真的在实现组织理论的中国化并尝试为之努力。     

社会企业研究述评——基于概念的分类

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NPOs)面对经费紧缺及为提高自身运行绩效,以企业的行为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NPOs社会使命的组织形式。在理论研究中社会企业的概念较为模糊复杂,可从领导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转变学派及企业社会责任学派四个方面分类,对社会企业研究做一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创新与发展

本文从与时俱进，将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科学地界定为“四者联盟”；解放思想，给新兴的社会阶层以社会和政治定位；更加突出党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肯定，由“两个尊重”提到“四个尊重”；明确非公经济人士对经济建设的贡献，给予他们相应的政策、社会与政治地位；推出系列举措，推进了党的民族理论及其政策的新发展；提出诸多新观点、新策略，促进了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的新发展六大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推动我党统一战线理论迈上新台阶，提供参考和启发。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简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第三条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既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是被欧洲各国竞相采用的政治策略。本文通过对“第三条道路”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其理论内容、实践政策的回顾，解读“第三条道路”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必须提出相应的应急政策，才能度过难关。同时得出结论，任何一种政治思潮、政治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能否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和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它能否制订和推行与其自身价值和政治取向一致并与特定环境条件相吻合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策略。     

浅谈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以即墨市为例

近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即墨市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强化服务意识，规范登记管理，采取多种形式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促进了农村社会组织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社会稳定

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非政府组织得以大量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从多方面直接或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促进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必然对社会稳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划和管理。     

服务工作大局强化效能监察

南章县板桥镇纪委围绕“提高政府执行力，加强政府目标管理”这一工作大局，推行“四专”问责制，强化效能管理，取得良好效果。     

基于安全自主管理学习型组织的创建

以广西石化公司的管理为背景,以生产四部为试点创建学习型组织,消化吸收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和其他企业的理论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广西石化生产四部组织情况,探索等级权力型向非等级权力型过渡管理的需求,明确以安全自主管理班组建设为手段,以链式学习法为工具,挑战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实践的断层,研究推行学习型组织的有效创建做法,用学习型组织理论和成果来指导企业新的实践和创造新的发展局面,落实提高企业组织履职能力、自转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可持续竞争力。     

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立法思考1——对《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若干建议

《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如被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将被“社会服务机构”替代,新条例将成为社会服务机构的部门法。此次修订力度很大,亮点不少,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组织政策,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衔接,但仍有值得修改和斟酌的地方。总之,修订后的新条例务必要有前瞻性和可执行性,体现国家对社会服务机构培育管理并重的政策,发挥社会服务机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倡导建立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地方政府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以C市A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文中首先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地方政府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依据,然后从降低注册登记门槛、支持成立与运行、鼓励服务专业化等方面梳理了已有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指出地方政府对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目前存在经费保障不足、政策配套滞后、宣传力度不够和培训执行不实等问题,提出要设置发展扶持资金、注重运行政策配套、突出社区形象宣传、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社区党委领导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日常管理规范化等有效路径。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策评介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上台连续执政(1976——1982年曾一度下台)至今已有50多年。在这50多年中,它推行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典模式”,使瑞典成为倍受民主社会主义推崇的福利国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在一切领域实行民主,所以,研究“瑞典模式”就必须研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