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

跨域治理是应对跨域政务服务需求的有效治理理念，可以为市场要素跨地区流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行政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价值导向，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增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提供了可行性。科学且高效的府际合作动力机制是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保证。基于APT-R模型，构建起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通过对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发现其府际合作动力机制存在运行梗阻，表现为引力有限、压力不均、推力式微和阻力难消。这是地方行政系统内外部的利益、组织、制度、理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化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需要从提升引力、平衡压力、强化推力和消减阻力入手，调适四个作用力的方向和力度，形成府际合作的动力合力，切实增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助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     

对中国府际治理的现状分析与思索

府际治理是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治理网络。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着权责分割、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机械设置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提供路径选择。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北大核心CSSCI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     

营造良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基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研究

良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关系到行政效率的提高,是政府适应日益复杂行政环境的需求。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用府际管理的模式来治理地方政府间关系,营造出适合和谐社会的新型府际关系。为此要解决和处理好府际冲突、利益补偿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     

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扩散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分析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策创新,开放政府数据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视角,对国内46个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进行分析,探讨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扩散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开放数据扩散时间上处于S型扩散的快速扩散期,空间上呈现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路径上层级效应显著,动力上内外因素综合作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扩散的逻辑分析——基于中国18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作为新时期优化土地资源要素配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抓手和工具,有助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剖析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采取事件史分析法对2005-2019年我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内部需求、外部压力和个体动机三个维度剖析入市政策扩散的背后逻辑。研究发现:(1)入市政策扩散在时间特征上符合S形曲线规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区域与邻近效应;(2)在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影响城市间采纳的因素差异表现为重外部压力、轻内部诉求与个体动机。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策创新扩散信息交流平台,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交流;需要上级政府发挥好引导作用,积极鼓励地方创新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的积极宣传作用。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纵向介入何以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基于案例比较的探索性研究

受属地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和宏观治理情境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间协商存在一定程度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行而不果等责任转化难题。针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现有研究多围绕横向府际关系进行分析,较少关注纵向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规范价值与约束作用。运用案例比较法,通过对纵向介入促进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的责任转化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介入选择和干预力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间协商的文化情境、制度架构与行动过程,对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通过政策文件、领导参与等方式开展话语建构,引导地方政府在协商合作中树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体负责观念;二是上级政府凭借组织权威完善地方政府间协商的制度架构,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地方行政主体在集体行动中承担的差异化治理职责;三是上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过程监督,能够有效约束地方行政主体的治理实践,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职责履行效力。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中的府际关系——基于22个省的改革文本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形式上表现为纵向层级体制变革,但实质上是省市县府际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府际关系视角,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对2002-2016年22个省出台的129份省直管县改革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省文本总体上都能涉及府际关系中的财政关系、权限下放关系、公共行政关系,但存在趋同性和省域特色不明显问题,且府际管理缺失,府际治理理念鲜见.作为导引、规范和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蓝图规划,政策文本的完善,亟待拓宽府际关系主体、关系内容,优化关系管理;而文本内容的未来设计,应在加强中央导引下,结合省域特色及地方治理趋势,注重府际治理并提供细化的配套支持.     

建构信任合作的府际关系：总体性治理根基

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导致政府间缺乏理解、信任、对话、互动。多元行政主体受制于科层制窠臼而难以建构合作机制,行政层级的位势差导致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之间信任度较低。总体性治理尊重行政主体的个体独立性,破除信任危机和营造诚信原则方法,建构起多元县市、省市及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平等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府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向予以引导,在共同的语境下将共识转换成多元主体皆可接受的符号,建构符合发展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公义建构宪政秩序和法律规则,主动协调多元政府和社团间关系,破除行政层级的束缚,全方位实现政府层面的跨界相互依赖和社团层面的多元共治。     

横-纵向扩散何以可能：制度化视角下河长制的创新扩散过程研究——基于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的分析

制度扩散是地方政府实施创新的重要方式,制度扩散不仅包括地方政府间的横向扩散,而且还包括央地间的纵向扩散。然而,关于河长制的既有研究仅关注其短期的、横向式制度扩散过程,而没有将河长制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长时间段、系统性的研究。从制度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构建了一种新的制度扩散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理论构建型过程追踪方法对河长制进行分析,以理解我国中央-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横-纵向扩散过程。这一研究发现：河长制扩散背后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由四个部件共同促成的河长制创新扩散机制。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归纳出几组交互融合的经典关系命题,而且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我国政府治理框架具有韧性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河长制内在发生机理的理解。然而,由于该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展开分析,未来关于河长制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微观与比较研究加以补充。     

加拿大地方治理改革之解析——兼论我国当代地方治理的发展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加拿大不仅对联邦政府的职能、府际关系、运行形式等进行了一些调整，而且还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公民参与形式等治理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遵循着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的加拿大地方治理变革虽然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内在逻辑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是共同的，从而也为我国地方治理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