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道德治理动力形成机制探析

个体道德治理动力机制包括个体道德治理内部动力机制、外部压力机制和外部引力机制。个体道德治理内部动力的形成机制是由道德需要形成道德治理动机进而进行道德治理的过程。个体道德治理外部压力形成机制是在功利性道德治理需要基础上通过压力源的作用基于依从形成道德治理外部动机推动道德治理的过程。个体道德治理外部引力的形成机制是在外部诱因刺激下经依从、认同和信奉形成道德治理动机进行道德治理的过程。对于个体道德治理动力机制,只能通过创造条件改变相关因素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促进个体道德治理动力机制的形成,而不能控制。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采纳与内化：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河长制创新扩散——基于省级政府的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创新及扩散现象愈发受到关注。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双重视角,建立包含层级规制压力、同级模仿压力和整体规范压力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合法性建构过程差异将创新扩散分为“采纳”与“内化”阶段,运用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0—2017年河长制在省级政府扩散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内化通常滞后于其采纳。层级规制压力对创新扩散两阶段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同级模仿压力中,“政绩比拼”下的区域竞争压力仅在采纳阶段显著为正,学习模仿压力在采纳中的负效应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恐后”而非“争先”逻辑,邻近竞争压力在内化阶段的负向作用则表明相邻政府不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倾向;整体规范压力上,中央媒体形成的互动交流网络对创新采纳和内化均有正反馈机制,地方媒体的参考借鉴指南功能则推动了内化过程。本文通过丰富制度压力类型与来源,拓展创新扩散阶段与边界,进一步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真实与虚假扩散等议题,也为其他相似场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对系统的阐释。     

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扩散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分析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策创新,开放政府数据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视角,对国内46个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进行分析,探讨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扩散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开放数据扩散时间上处于S型扩散的快速扩散期,空间上呈现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路径上层级效应显著,动力上内外因素综合作用。     

注意力分配视域下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研究——基于300份政策文本的Nvivo12质性分析

注意力分配作为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体现了地方政府特定时期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倾向,而加快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必须关注并剖析其背后的实践逻辑。通过构建“工具类型-应用场域-内容效力”三维统合模型,并参照时空维度以深度分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探寻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目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注意力分配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场域应用不均衡、内容效力不够高等问题。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即注意力配置初步引领数字化转型、注意力竞争内在驱动数字化转型、注意力再造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本文尝试提出促进政策制度持续创新、政策结构日益优化等可行路径。     

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基于战略问题的类型学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协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引入公共战略管理的思维。依据环境(动荡环境和常规环境)和协作取向(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两个维度,地方政府需要应对重大自然及社会类危机事件、基础设施供给、重大经济及政治事件、跨行政区治理等四种类型的战略问题。面对差异化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采用动荡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常规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动荡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和常规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做到分别应对。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外部评价主体,具有政府内部评估主体无可比拟的独特功能优势。目前,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所遇到阻碍的基础上,加强重塑非政府组织公信力,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培养公民社会成长土壤,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评估中的作用。     

政府创新生成的评价标准构建与验证——以厦门市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创新实践为例

从政府创新的要素视角与过程视角,对政府创新机制进行解读发现,影响政府创新生成的因素主要有制度空间、创新环境、创新组织、创新主体和创新内容等方面。采用针对影响创新生成的因子做出书面评估描述的方法,构建评估维度、评估要素、创新生成检验标准和具体表现方式作为基本框架的政府创新生成评价标准。遵循"个案选择—评估过程—验证结论"分析路径,以厦门市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实践为例,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验证过程。其结论表明:中心创新平台的建设是在外部客观因素与内部主观因素相互嵌入下生成,制度、环境和组织等客观因素为中心带来创新机遇,创新主体与内容等主观因素驱动创新的实现,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有效耦合,运行同向,推动政府创新生成。     

地方政府的政策规避与政策创新辨析

政策规避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常见行为,它具备目标偏离性、行为隐蔽性、活动相关性、主客观结合性等特点。政策创新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决策、价值、观念、原则、思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政策创新在政策目标的趋向性、政策措施的新颖性和有效性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外部经济性等方面与政策规避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现阶段防范和治理政策规避的根本途径。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困境与思考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从而在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试论政策终结的外部诱发因素

政策终结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议程的建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政策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政治价值的导向以及财政困难、政治价值的导向等政策系统内部的因素之外,政策系统外部的诸如政策促进者、社会舆论、政策监控、政策评估、触发机制等因素同样能够引发政策终结。显然,深刻把握政策终结的外部诱发因素,结合内部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政策终结议程的设立有显著意义。     

政策工具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研究

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和完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本文以政策工具理论思想为前提,以框架设计、编码分类、统计描述、因素分析为研究方式,从政策工具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战略两个维度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进行剖析,深入挖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工具的缺失和冲突,通过建立政策工具相互关系模型提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地方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四维分析——以温州一项政策为例

研究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价值、时间、空间和文化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从价值维度来看,政府价值取向决定了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方向;从时间维度来看,政策创新需要良好的机会之窗,才可能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从空间维度来看,制度空间决定了政策创新的水平和程度;从文化维度来看,文化支持使地方政府政策创新具有深厚的根基,坚持区域性、本土性是公共服务政策创新成功的关键。     

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研究——以公安微博为例

以公安微博为例,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的机制。基于中国制度变迁、非正式政治、政府行为等理论文献以及对于X省Y市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机理的初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和领导中心的决策机制这一情境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耦合的产物,而非正式政治在政府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支配性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非正式政治在创新的接纳阶段起着核心作用,正式政治成为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推动力,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非正式政治支持获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政治的根深蒂固和正式政治的弱化则为创新的后续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以及政府内部的政治敏感资料难以全面获取等局限,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黑箱",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解。     

政策默契：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新机制

政策扩散是政策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常规情境下的政策扩散，对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则关注不足。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2020年1月）纷纷自主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针对这一现象，以“政策默契”为视角，从机制、模式、空间、内容等维度对常规情境与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进行比较、分析，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央营造默契情境、部分行动者基于共同情境作出最优理解、各地在“察言观色”后对非正式与正式规则的转换利用以及社会共识的补充是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得以扩散的关键环节。     

政府2.0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一项跨国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识别影响社交媒体或Web2.0技术在政府中扩散的关键因素。利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各国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包括政府规模、财富状况、电子服务和电子民主等在内的政府资源与能力因素是驱动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而公众的需求与压力、政府自身的规范、国际竞争与学习等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局限在于关注各国中央政府,结果可能不适于地方政府;研究基于截面数据,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价值在于,本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政府2.0及其扩散具有重要启示,并有助于政府部门推动其广泛使用并发挥积极影响。作为较早对政府2.0扩散展开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新兴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及其驱动因素,并填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