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行为构成的解释论及立法论之考察

本文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方面讨论了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就解释论而言,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并不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来认定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就立法论而言,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同时,在行为符合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依然造成重大损失时,由行为人依据公平原则承担责任。     

论单位未尽防治性骚扰义务的民事责任

性骚扰现象在机关、企业、学校等场所时有发生，因而亟需法律规制。《民法典》第1010条第2款规定了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义务，此义务应属确保单位中个人精神健康的安全保障义务。单位是否存在性骚扰防治上的过失，除了判断单位在预防方面是否依法作为外，还应当在处置环节检视单位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存在，并是否及时采取合理的制止或纠正措施。在法解释层面，单位若未尽防治性骚扰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的规定，由单位对受害人承担补充责任。但补充责任的适用既不利于受害人救济，亦不利于激励单位积极预防。故此，在立法论层面若有明确责任规范之可能，应规定单位与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单位对行为人享有追偿权。此种模式可兼顾受害人救济、单位激励及故意侵权人制裁三方面的立法目的。     

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

定时播放是网络播放视频的主要形式,也是通过因特网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的重要行为方式.因运作模式新、立法滞后等原因,导致司法适用混乱.以两例截然不同的生效判决为例,对著作财产权的有关权项进行逐一分析.探讨对该行为的司法认定,指出定时播放视频行为既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交互性特征.又不符合广播权"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特征.就现行法而言,只有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规定的兜底条款.即其他权来加以保护,然而这也只能是司法实践中的权宜之际.从我国现行立法模式及技术中立原则考虑,应当扩张广播权定义,以规范法律适用.     

美国性骚扰法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带有性色彩的言行,是一种非法的性歧视。依美国判例,性骚扰不必源于性的目的,其内容不必是直接的表示;同时,性骚扰行为者在主观上应当是有过错的,受害者在主观上须为不欢迎骚扰行为。构成可诉的性骚扰行为其损害后果须达到严重的程度。依美国最新判例,同性之间也可以构成性骚扰;雇主对员工中的上级职员的性骚扰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美国的性骚扰法律制度对我国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公法上的规定并不排除私法的适用,性骚扰的含义应当包含性别歧视,雇主责任应当在立法上得以确立,立法者应当在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中寻找平衡点。     

租赁房屋装饰装修物的归属及利益返还——对法释[2009]11号关于租赁房屋之装饰装修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的评论

法释[2009]11号第9条至第13条关于租赁房屋之装饰装修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几乎难见不当得利规则,实属不当。在解释论的层面,应当允许当事人援用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同时不排斥当事人援用我国现行法关于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及过失相抵、风险负担的规定。在立法论的层面,未来应修正法释[2009]11号的有关规定。     

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法经济学分析

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就是雇主要为其雇员的性骚扰行为负责任。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对于监督管理者雇员实施的交换型性骚扰雇主承担严格责任;对于敌意环境型性骚扰雇主承担过错责任。这对预防与抑制职场性骚扰更有效率,同时,可以使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自然人形象权的法律属性和民法保护——以立法论及解释论为视角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自然人尤其是名人的形象因素进行商业化利用的现象随处可见。对形象权的法律属性，学界看法不一。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见解，即应该将形象权定位为人格权之一种。形象权的民法保护从长远来看，需要从立法论的角度制定人格权法或者民法典以确立形象权的人格权地位，从近期来看，可以通过体系解释、扩张解释等解释方法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15条的规定。     

工作场所性骚扰与使用人之安全关照义务及使用人责任

工作场所性骚扰是一种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侵犯人格权的侵权行为.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由工作场所性骚扰所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开始浮出水面并为公众及法律界人士所关注.但目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对受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仍然局限于性骚扰行为人本人来承担,其使用人以其所负有的安全关照义务为前提而应当对受害人承担的使用人责任尚未被立法所确认,如此不利于对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进行有效遏制.因此,在使用人责任中宜增加以安全关照义务为前提的由使用人向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受害人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一般人格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马某诉张某电话骚扰侵权纠纷案评析

【评析】该案的裁判确立了对侵害人格权造成的非财产利益（ 即精神损害） 的损害赔偿制度， 在民法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张某实施的电话骚扰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人身权的侵害”， 并依据《民法通则》第５ 条“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第９８ 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之规定，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其实体处理结果是好的， 依法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从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客体角度研究， 张某的电话骚扰行为侵害的究竟是何种权利， 受理法院对该案的裁判理由未予明示， 从本案的裁判理由及裁判依据看， 法院将电话骚扰侵权行为侵犯的客体界定为“生命健康权”难称恰当。笔者认为，本案中被告张某的电话骚扰行为侵害的不是原告的具体人格权（ 即生命健康权） 而是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属一般人格权范畴。本案实质上是一起典型的侵害公民的一般人格权的案件， 涉及一般人格权的若干法律问题， 实有研究的必要， 笔者拟对一般人格权的有关法律问题及其民法保护谈一点探讨性意见，以求教于同仁。一、一般人格权的历史发展一般人格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是人格权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     

数字时代离线权民法保护的解释路径

离线权是数字时代中因数字技术在工作领域的广泛运用而在比较法上发展出来的一项新型数字权利，具有人权、人格权的属性。在我国现行法上并未承认离线权的背景下，可以因离线权的性质及所欲实现之目的，通过生活安宁权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涵摄离线权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上，考虑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特殊法律关系，因此既要处理劳动者同意对用人单位相应行为之侵权责任认定的影响，也要在构成要件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引入利益衡量方法来解决用人单位侵害行为的法律效果评价问题，同时还要通过过错证明责任的适当分配协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事实上的力量不对等问题，以此在数字时代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提供规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