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

1921年,我出生于当时叫马来亚的马来西亚,早年我祖父从广东花县由水客带到马来亚谋生。父亲青年时代学裁缝,自己开店,逐渐发达,家境小康。我于1935年回国,1938年夏季去延安,同年秋加入共产党。"我去延安就是为了要抗日,不当亡国奴"1935年,在我15岁时,母亲带我回国,到广东花县大东浦村看望生病的外婆。过了春节,外婆去世,母亲准备带我返回马来亚。可是我向妈妈要求留在国内上学,于是她将我托付给舅舅,入了花县中学读书。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燃起了抗     

35年前的高考记忆

1960年,我读完三年级,就和弟妹随着被下放的父母到了凯里,至1977年上大学离开,我一共在凯里生活了17年。1966年,我上初三之后,就停课闹革命。1968年,我到凯里西北边白腊公社当了知青。后来在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工作过,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贵州的招生名额只有2个。1977年高考的时候,凯里一中过去的学生,从初一到高三,有6级学生参加高考,但好像只考取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是党的人就要做好党的事

我是一名有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从谙事不深的农村学生娃成长为武警部队的正营职少校警官,2005年转业成为国家安全战线的一名正科级侦察员。地域几变、工作几易、岗位几换。尽管粗犷广袤的黄土高原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尽管“生命禁区”青藏高原锤炼了我,给了我坚强的意志;尽管山清水秀的云贵高原滋润了我,给了我栖身之地,使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但我还是要发自肺腑地说,我的成长进步,我的所得所获,离不开党的哺育,离不开党组织的培养,是党章指引我前行,给予我动力,鞭策我奋进。参加工作18年来,党给予我很多,而自己离党的要求却有较大差距。我…     

我的起跑线

曲折的求学经历1937年12月,我背着沉重的行李来到山西的古城临汾。当年我17岁,这是我离开家乡郑州的第一次远行。临行前,我的良师也是我最热心的忘年朋友——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党员黄正甫,给他的那些熟人写了信,让他们把我介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村官的感悟

2008年9月我被选派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镇镇南村,2009年7月任村党总支书记。今年,我又被推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作为大学生村官,我有三点感悟：     

在延安的日子

1922年8月13日,我出生于稷山县翟店镇。1938年1月,我与同乡去了西安,在"西北化学制药厂"当工人。就在那年9月,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我被送到延安学习。在那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     

我的八封入党申请书

入伍以来,我一直觉得入党是挺光荣的事。2003年7月,我调到现在这个单位还不到半年,虽说资历不老,但我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拿起了笔。当然,我也听到了周围一些声音。有的说:"刚来不到一年,就想入党?"有的说:"入     

无微不至的关怀无可奈何的追思——伟人周恩来与文学大师老舍先生

在我退休前的几年里,认识了许多文艺界名家和政界要人。其中老舍夫人胡絮青便是其中的一位。蒙老人晚年厚爱,把我当成她的忘年挚交。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次赴京,总喜欢买上一束黄色康乃馨送到安定门外东河沿她的家中。而胡老对于我也总是有约必见。她老人家跟我谈得最多的     

我在北京工作的点滴回忆

1966年九十月间,“文化大革命”时候,我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大走资派包庇小走资派、刘少奇的徒子徒孙,并被戴上“三反分子”的高帽子,游街十多次、抄家三次,我的笔记本全被抢走,有的竟然被烧掉。一直到1969年秋,经李先念副总理找我谈话后,我到北京市工作。1969年秋季,我来到     

用爱回报社会是我生命的责任

200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辽宁科技大学,大学期间曾获＂全国十大残疾人自强之星＂＂省十佳大学生＂等荣誉称号。2006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鞍山市儿童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教师。在儿童福利院工作10年来,让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到孩子们快乐地喊我＂爸爸＂。2014年9月,一个患有脊柱裂的孩子小奥,因大小便失禁无法自理被省孤儿学校退回福利院。那天,小奥从学校回来背着小书包来到我办公室,满眼泪水地望着我。     

一辈子都做居民生活的“110”

正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当时,和父亲在一个队,他经常对我说:"要学会吃苦,要干一行爱一行。"父亲的话,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从此以后,无论从事井下工作,还是井上工作,我始终牢记父亲的话,用行动实践着他对我的教导。二十多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爱岗敬业,人生才会幸福快乐!我参加工作32年,从事管理维修工作22年。在很多人眼里,管道维修工是又苦又累的工作,但我热爱我的工作。22年来,不知     

徐匡迪: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事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之后,我又到瑞典一家高技术公司工作两年。那时,钱伟长先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民盟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到瑞典参加国际会议时,与我恳切地谈了很久,说他年纪大了,希望我能回国帮他。于是我在1985年启程回国,任常务副校长,协助钱校长处理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无微不至的关怀 无可奈何的追思——周恩来与文学大师老舍

我认识许多文艺界名家和政界要人,老舍夫人胡青便是其中的一位。至今我还收藏着胡青生前亲笔写给我的30多封书信。蒙老人晚年厚爱,把我当成她的忘年挚交。在胡青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次赴京,总喜欢买上一束黄色康乃馨送到安定门外东河沿她的家中。她老人家跟我谈得最多的就是周恩来对老舍的关爱和他们之间的交往,而且总是强调说,周恩来对舍予的关怀,“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交往始于抗战之初对于老舍的人生转折来说,1938年和1949年周恩来两次有关老舍的举措是两个关键。“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     

我的创业历程

1961年,我出生在美丽的微山湖畔一个农民家庭。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直到9岁,我才走进学校的大门。1978年的秋天,我从高中一年级直接考取了山东工业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取了山东工业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秋,我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战友情深——记我和华国锋的几段交往

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和华国锋同志都战斗在晋绥八分区。他在交城县,我在汾阳县。但在1943年秋以前,我们还不认识,没见过面。我知道华国锋同志是在1943年春。这年春季,我去晋绥八地委汇报汾阳县对敌斗争情况时,地委组织部长梁树棠告诉我,华国锋是交     

我对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工业的一些回忆

我是1980年到北京市经委工作的，之前我从农村回来在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干了8年。在化工局的8年正好是我能甩开膀子干工业的时候，自己觉得在化工局干得很愉快收获很大。因此上面动员我回市委丁作时，催过我几次，我一直拖着，一直到1980年，我才进了经委。当时张彭同志是北京市经委主任．我和张健民等同志是副主任。     

在红三团的日子里

一九三二年五月,红军解放了我的家乡。我那时才十二岁,参加了共产主义少年团.我带着红军打了两家大土豪,开仓济贫,没收浮财。后来红军回师赣南,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说我带红军打土豪,要把我抓去活埋,我逃了出来。一九三三年二月,我到龙岭找到苏区政府副主席吴庭坚,要求去找当了红军的我的舅父。他说我年纪小,不便去,就把我留在龙岭参加游击队。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我被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     

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2012年,是中央颁布实施《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30周年,也是我离休20周年。1992年1月4日,我从航天五院离休。回忆20年来的离休生活,可以说丰富多彩。但20年来,我从未有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一)

转眼间,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已经整整40年了。可岁月的流逝抹不掉我对毛主席的深深思念。多少次,在梦里我又回到了主席的身边,回到了我魂牵梦萦的13年。在毛主席身边的13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最充实、最重要的时光,我的青春、我的理想都已融化在这13年中。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沈阳住了三天。这短短的三天,成了我一生的转折! 1949年9月,找被调导沈阳文化宾馆(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担任招待员,那时我刚15岁。在这以前,我在大     

杨奇清女儿眼中的父亲

〉2011年,是我父亲杨奇清诞辰100周年。他出生于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六,逝世于1978年11月24日。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33年了,他那笑容可掬的慈祥面容,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性情开朗,永远与困难作斗争,在哪里都能找到快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