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探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刑法思想在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他的功利主义刑罚观，对近现代刑罚思潮影响极大。本文从剖析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哲学基础入手，探讨边沁关于刑罚权的根据，刑罚的目的，刑罚的适用以及死刑存废等刑罚理论的思想，从而为我国刑法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借鉴     

中美白领犯罪之腐败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自“白领犯罪”这一术语被创设以来,相关研究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将作为白领犯罪类型之一的腐败犯罪的刑罚做了调整后,一度成为争议的热点.比较中关两国的刑罚可见,两国均是保留死刑和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国家,但在刑罚具体适用上则不尽相同.本文通过中关惩治腐败犯罪的基本刑罚设置、具体罪名刑罚适用、相似罪名异同剖析与比较,提出我国对腐败犯罪刑罚适用中应避免出现“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应大幅度提高行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时慎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毕竟腐败犯罪的本质是非暴力性的经济性犯罪.     

刑法观、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兼论犯罪心理学与刑事科学体系的一致性

为了促进刑事法各学科得以整合，不少学者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构想，主张以刑法学为核心，结合刑法的研究和刑法之外对刑法的相关研究，形成对刑事学科立体统一的思维模式。而犯罪心理学作为一门二元交叉型学科，不仅受到心理学基本观点的影响，也受到刑法观和犯罪观的影响。不同的刑法观和不同的犯罪观会引导犯罪心理学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标准来确定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原因理论及结果应用等，导致学者之间的观点迥异，理论与实践出现一定的脱节。因此，如果将刑法观和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作一个系统的梳理，会为我们解决理论上的诸多争端寻找有效的途径，也会为促进刑事一体化提供有力的证据。     

试论新刑法的罪刑相当原则(上)

罪刑相当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和阐明罪刑相当原则并奠定其理论基础的是刑事古典学派的贝卡里亚、边沁、康德和黑格尔。我国有的学者认为以龙勃罗梭、菲利等为代表的近代学派也主张罪刑相当原则，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根据我国新刑法的规定，罪刑相当原则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二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规定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罪刑相当原则     

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影响和局限

边沁是功利主义之父,其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一直影响立法至今,边沁将功利原则做为立法的指导原则,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功利作为立法的目的并加以阐述,本文从功利与法律的概述、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有利影响及局限性三个角度来阐释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以此来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观。     

试论单位犯罪中责任人的认定与处罚

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准确界定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适用刑罚的前提;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与非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的犯罪,在刑罚处罚上应有所区别;对犯罪单位只能适用罚金刑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完善单位犯罪的刑罚制度。     

报应和功利的取舍——以犯罪原因为视角

对犯罪原因的争辩,古今中外的学者都非常的重视,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而对犯罪原因的不同分析直接导致了对刑罚目的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从而就影响到国家法律和政策对犯罪现象的看法和预防措施。本文主要从犯罪原因的角度,对报应和功利主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进行分析,指出各自的利弊,提出自己对犯罪现象的理解和应以采取的预防措施。即应承认犯罪现象的存在,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并重,与其它刑罚制度相结合来减少犯罪。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通过程序的犯罪控制

程序是犯罪纠纷多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程序不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其本身也具有犯罪控制的功能。社会环境的结构变迁决定了程序现代化过程中犯罪控制功能的衍化。在权力运行的微观层面，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体现为对程序亲历者与社会公众的规训作用与“惩罚”效应，程序既是手段也成为目的本身；在制度层面，程序性“出罪”体系通过程序适用目的性影响实体结果，缓解过度犯罪化与刑罚化的问题，提升犯罪控制的合理性；在理论层面，程序的刑事政策化表明刑事诉讼规范具备不断回应社会需求的演进能力，也揭示了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不断强化的根本原因。程序的犯罪控制理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反思与发展，但应存在一定限度：一是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发挥应当始终遵循法治原则，不能超越刑事诉讼的规范教义；二是功能主义进路的犯罪控制不能以牺牲基本的诉讼权利保障为代价。如此，方能充分发挥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机能，有效完善程序法与实体法融贯的一体化犯罪控制模式。     

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断、以刑罚必然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以及特殊预防论的必要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论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类别化

我国现行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设置不尽合理，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刑罚类别化的观念来指导知识产权罪的刑罚创新。刑罚类别化是在认识和分析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定本质和主要原因的前提下，提出的用以指导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观念性认识，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指导和预测功能。针对具有特殊性质和原因的知识产权犯罪，刑罚类别化的模式安排应当是：优先适用罚金刑，必要时补充适用自由刑，严格限制适用资格刑。知识产权刑罚类别化具有公正和效益性价值。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是犯罪的例外。其中:“情节”是指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侧重于危害后果;“危害不大”包括主观恶性程度和客观危害程度;“不认为是犯罪”因未达到必受刑罚惩罚的严重程度,而被排除在刑罚调整的范围之外。为争取以最少的成本实现威慑的目的,应提倡大胆地适用“不认为是犯罪”,适当扩大“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范围,补充完善“不认为是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统一规范“不认为是犯罪”的处置程序。     

论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犯罪论地位——从犯罪特征到犯罪成立条件

中国刑法理论对应受刑罚惩援性一直停留在其是否为犯罪的特征乃至本质特征的争论上,这便模糊了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犯罪论地位。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否应为犯罪的特征乃至本质特征,应立足于其在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中的作用来解答,而立足于对犯罪成立的作用以及对刑事政策的贯彻的作用,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否应为犯罪的成立条件乃至“总条件”这一问题也将得到解答。犯罪的特征乃至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的成立条件乃至犯罪成立的“总条件”共同说明着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犯罪论地位。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犯罪论地位最后是由其刑法价值所决定的。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典型问题探析

毒品犯罪是十分严重且复杂的刑事犯罪。毒品范围的变化翻新、犯罪形式的多样化、犯罪猖獗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均致其刑罚适用过于严厉(死刑被大量适用),进而在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亦较易忽略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及其正当、合法权利保护;同时,对一些"特殊"主体、特殊犯罪情形欠周密考虑,因而常常导致刑罚适用失当。鉴于此,对现行的毒品犯罪刑罚制度、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几个较典型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改善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宽严不济现状。     

论转型社会背景下金融犯罪刑罚观念的调整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针对金融犯罪特性,摈弃传统刑罚重刑主义、万能主义的观念,本着理性的思想树立人道主义刑罚观对金融犯罪刑罚进行调整和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保障正常的金融秩序最大程度地得到维护和修复.     

浅析监督过失理论

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是刑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都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但是无论是对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者实施危害行为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还是对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之未成年人犯罪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两岸相关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台湾地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规定得比较具体，在刑罚种类和刑罚裁量的适用等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对大陆刑法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构建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思考

罚金是我国刑法对犯罪单位适用的唯一刑种，对犯罪单位适用单一的罚金刑，而且采用无限额罚金制，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缺陷。借鉴美国、法国等国家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我国应对现有刑罚体系进行改革，构建独立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     

论行政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实践

随着刑事立法的演进，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行政犯成为我国刑事治理的主要对象。在二元制裁结构不变的框架下，围绕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的本质，应当按照刑事追诉宽严相济、行政处罚从严追究原则，在立法层面妥善处理犯罪化与去犯罪化的关系，优先完善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同时，尽可能在规范层面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按照比例原则合理配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量。在司法层面应当摒弃必罚主义，确立治理导向的司法观，坚持实质犯罪论，对行政犯充分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体系中更多综合运用刑罚手段和非刑罚手段处理犯罪，尤其要破解好二元制裁结构下程序出罪后的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理措施衔接难题，实现更好犯罪治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观依据

从古代社会到启蒙思想运动,再到古典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人类社会关于刑罚目的与功能的刑罚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刑罚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偏差,往往将刑罚作为专政的一种工具,将刑罚视为政治问题,过于强调通过刑罚手段来严厉打击“敌人”或者严重犯罪分子,而不是将刑罚视为一种科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在对传统刑罚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肯现代刑罚观的必然结果。     

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比较

未成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是刑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台湾地区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对此类犯罪的从宽处理规定得比较具体,在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的适用等方面有一些特殊规定,这些对大陆刑法在此方面的规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