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缔约过失责任中信赖利益损害赔偿

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包括信赖利益赔偿和固有利益赔偿两部分。固有利益的赔偿范围法律已有明确的规定,而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也是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本文对信赖利益及其损害赔偿范围作了界定,并对信赖利益是否应以期待利益为限进行了探讨。     

“同命同价”还是“同命不同价”——对侵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民法思考

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立法采取的是"继承损失说"。由于在计算标准上采取了简单的城乡二元标准,一方面不能公正反映每个受害人收入损失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导致城乡居民死亡赔偿数额悬殊。因此,应当还原"继承损失说"的本来面目,以每个受害人生前的经济水平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为最基本的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     

“同命同价”还是“同命不同价”——对侵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民法思考

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立法采取的是"继承损失说"。由于在计算标准上采取了简单的城乡二元标准,一方面不能公正反映每个受害人收入损失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导致城乡居民死亡赔偿数额悬殊。因此,应当还原"继承损失说"的本来面目,以每个受害人生前的经济水平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为最基本的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     

完善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学理探讨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系我国《合同法》上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亟需明确三个根本理论问题:一是缔约过失责任的基本内涵;二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范围;三是缔约过失责任中举证责任如何分担。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在这几个方面的规定都欠充分,存在诸多缺陷,本文在深刻剖析这些缺陷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进行了探讨。     

死亡赔偿金计算方法刍议

“同命同价”中的“命”“价”其实是指生命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生而平等、同命同价其实是对人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宣示。死亡赔偿金在本质上是物质性的，是对每个个体因生命的逝去而不能得到将来的收入进而影响到其继承人或受抚养人的物质利益损失的补偿，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应该抛弃城乡二元标准、地域标准或行业标准，建立全新的死亡赔偿计算方法。     

论缔约过失中的交易机会损失 ——基于10个典型案件的分析与展开

现行法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对于交易机会损失是否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以及交易机会损失的赔偿范围之认定存在诸多矛盾。交易机会损失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与履行利益存在差别。实践中交易机会损失的计算方法决定了其不会超过履行利益,但需避免重复赔偿并且贯彻损害赔偿法的一般原则。     

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范围及其限制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制度是基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与社会信用的扩张而设立的。我国立法应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范围包括间接财产损失与非财产损害,且损害赔偿范围受履行利益以及《合同法》上相关规则的限制。     

我国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惩罚性赔偿是以损害补偿为核心的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亮点,对大规模的产品侵权案件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我国侵权责任法增设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但要求具备产品缺陷、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观恶意及造成受害人死亡或严重的健康损害等要件。对于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建议立法可以设定一些参考因素和上限数额,在弥补受害人损失、惩罚不法生产者的同时保证司法公正地实现。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由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在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在内容上缺少这方面的规定,致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无法可依.因此,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应对刑事附带民事精神赔偿之诉的保护范围、法定条件、赔偿数额等问题做出明确、科学的规定.     

论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是研究死亡赔偿相关问题的基础。我国目前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不一,学者之间争论较大。死亡赔偿金应是对死者近亲属因亲人死亡所逸失利益的经济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是并列的赔偿项目。     

中外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比较研究

缺陷产品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 ,缺陷产品以外的任何财产的损害赔偿 ,一般均包括在各国际条约和各国产品责任法损害赔偿范围之内。但对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及纯粹经济上损失、惩罚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问题 ,有关国际条约或各国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及其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在产品自身的损害及纯粹经济上损失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即否定说、肯定说、折衷说 ,其中折衷说较为合理。在我国法律中应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 ,确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被继承人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普遍认为,被继承人不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这种流行的看法混淆了狭义上的继承行为和继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不符合继承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不符合各国继承法律的具体内容。被继承人不仅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而且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主体。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争议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保障被害人及其亲属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较为狭窄,止于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并且一般也不予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我国《民法典》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规定相左。在赔偿范围狭窄的前提之下,部分法院还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裁剪赔偿数额,全然不能体现民事责任恢复性司法的功能,难于重建被破坏的民事社会关系。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直接看齐《民法典》,扩大赔偿范围,将精神损害赔偿、"两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之列。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法律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常见的法律范畴。表面上看,法律上业已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规定,但是,公共利益的主体不明确,又没有自己确定的、具体的内容,这样增加了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它应该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层含义,在法律上和法律实务中应当正确处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     

论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

我国作为"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国家,在现实中存在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法定继承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和继承份额共三个方面;遗嘱继承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立遗嘱能力、立遗嘱方式和遗嘱解释共三个方面。     

我国死亡损害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起点,侵权致人死亡的赔偿是保护生命权的核心内容。因侵权行为致人死亡而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理应由死者近亲属享有。死者死亡之后,其近亲属的未来可得利益减少。近亲属基于身份权,是死者死亡后的直接受害者。目前的死亡赔偿金中对未成年子女生活费的赔偿力度过小,应当以逸失利益为赔偿基准,而不是以"死者余命"为赔偿基准。有损害就应当有赔偿,文明社会中不存在"以命赔命",所以赔偿只能以金钱计算。     

论我国继承法必留份制度立法之完善

我国继承法出于保持缺乏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遗产继承利益,特规定必留份制度对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但作为一项保护特别法定继承人继承权的强制性规定,其概括笼统的规定方式显得过于简陋且难以适用。只有从该制度的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出发,通过对其享有的遗产利益进行清楚明晰的确定,对必留份权利的实现、丧失及恢复过程进行准确的规范,理清必留份与其他遗产继承份的关系,才能以妥当的标准及方式保证必留份权利主体的遗产利益,以发挥该制度应有的功能,实现其在继承领域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国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失衡与补正

本文以我国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平衡问题为视角,研究近年来我国土地征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矛盾。对土地征收、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平衡以及土地征收制度中利益分配格局等问题进行了界定,在对产生当今利益分配格局的原因分析中,寻找我国政策法规的基本思路。本文认为应由立法机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明确土地征收的目的,应选择行政征收的程序模式,并应设置合理的补偿安置标准和建立有效的土地征收救济机制。     

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何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都是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因而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为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广为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过和施行无疑对民事侵权，包括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