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庭审的核心侧重于定罪而非量刑，量刑一直是法官独享的权力，量刑的不公开化致使一些案件的量刑不公正、不平衡。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求刑权的有力途径．也是国家刑罚权运行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仅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当前的量刑建议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规定亦有一些模糊之处，应当从增强可操作性入手．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规则和量刑标准，规范量刑建议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健全监督和测评机制．促进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论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性

本文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从诉讼理论上和程序正义角度详细分析了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性,并就如何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提出了一些建议。     

浅析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量刑建议权的内涵及属性,尤其是对量刑建议权理论基础提出了富有建议性的观点。     

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价值

量刑建议权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对量刑建议权究竟属于公诉权还是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畴一直有争论;其次,对量刑建议权的价值缺乏总结。在梳理学界论述的基础上,分析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价值。     

量刑规范背景下的量刑考评机制反思

量刑规范化一直是理论与司法实务关注的焦点。随着法院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逐渐推行,实务界出现了一种忽视量刑难度、以为采用简单的考评机制就能实现量刑正义的错误倾向。量刑规范化、量刑建议是实现量刑正义的手段而非实现能力考核的手段。     

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规范化

司法改革是围绕着公正与效益来进行,量刑建议权制度是司法改革中出现的新举措。在我国如何建立量刑建议权制度,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更好的发挥量刑建议权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有着重要的地位。检察裁量权重点在于规范,但关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从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时,所享有的权力范围上肯定量刑建议权制度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

量刑建议权对于充实公诉权的内容、制约法官裁量权、完善诉讼构造有着重要意义。我国的改革实践显示出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必要性。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各个环节的设计,科学地构建具体的量刑建议制度。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基于实证分析的视角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固有内核,亦是法律监督权的当然体现。当前,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与践行已较为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大量的指导性文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的范式,也将量刑建议纳入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具体步骤。但是由于既存的理论争议与实践障碍,量刑建议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实证分析的路径,以《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对量刑建议理论与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对量刑建议程序及配套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构造,以促进其规范化的发展。     

相对合理主义：对检察院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的思考

检察院享有提出量刑建议权制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共生基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规定。然而为更好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①所规定的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被限缩成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与201条②法院一般应当采纳确定刑量刑建议,此种立法表达范式一定程度上造成检察院行使"求刑权"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冲突。本文通过对试点法院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采用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视角审视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制度,即从法理基础、法律规范基础和司法改革实践需要层面对检察院进行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的正当性进行确认的前提下,应然探讨确定刑量刑建议成就的主体参与、制度配套和效力保障条件,并对确定刑量刑建议改革可能产生的"疑罪从轻重新抬头""司法裁判提前形成""法庭审理变成法庭说服"制度异化进行检讨,以希望实现制度实施的不断优化。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提高监督效率;有利于法院提高审判结果权威,提高诉讼效率。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深化公诉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创新公诉工作的动力源泉。     

量刑辩护浅析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使量刑辩护日渐成为重要的辩护形态。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背景下,确立独立的量刑辩护权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控辩对抗的增强能够有效地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发展,能够制约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确保法院作出公正的量刑裁判。量刑辩护权包含几项具体权能:量刑证据获取权、量刑证据运用权、量刑意见发表权。完善量刑辩护制度,应建立量刑裁判结果说理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提高律师的辩护水平。     

论我国量刑制度规范化改革

随着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量刑制度规范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改革还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应当坚持立足本国国情与合理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实体程序并重、各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规范有序、诉讼程序一体化、执法统一与执法具体化相结合、制度构建设计精细化等基本原则,处理好公正与效益、刑罚裁量权与量刑建议权量刑辩护权量刑陈述权协作互动、审前审中审后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等基本关系,从刑法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两个方面,全面推进我国量刑制度规范化改革.     

有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想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比较多的"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加之对法官的量刑权缺乏有效监督,以至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比较严重,不利于维护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量刑规范化研究

国内外司法界、学术界乃至立法机关在如何化解量刑不均衡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国内要求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出台了量刑规范化的试行文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的焦点,但有关量刑规范化的研究尚不深入,通过探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量刑规范化问题以期能够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建议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年来我国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自2010年起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阶段成果,确立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为探索推动量刑规范化改革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针对出现的问题,试图从意识、立法和实践三个层面上提出解决对策和建议。     

量刑规范化改革困境及破解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始终面临着量刑指导意见作用力、法官自由裁量权定位以及量刑方法融合等三大难题。改革中面临的上述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及其内涵未达成统一认识。在改革中,必须反映量刑本质属性,重点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达到量刑相对均衡之目标。因此,应采取制定指导性的量刑规则、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模式、建立传统经验与现代方法相融合的量刑方法等途径实现量刑规范化。     

开启理性判罚之门——由公诉人建议量刑谈起

公诉人建议量刑的效能不言自明,但行使建议权力的难度却超乎人们的预想。在传统司法裁量领域,因法官的漠视、排斥,加上检察机关自身无量刑经验支持,公诉人缺乏有效楔入量刑活动的足够信心和耐性。建议量刑导致判罚难点前移到起诉阶段和在个案诉讼中面临舆论压力,公诉人更有可能退避自保,需要法律与政策明确量刑建议权力不可放弃;公诉人因追诉犯罪可能偏好重刑,对此,控辩审三方的良性互动可有效抑制这种不良倾向。     

量刑公正问题研究

确立合理的量刑根据是研究量刑过程的起点。量刑应当以报应的需要为基础,兼顾个别预防需要,即量刑应当以犯罪的严重性为基础,兼顾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报应的需要是量刑的主要根据,个别预防的需要是量刑的次要根据,量刑根据的层次性为分阶段量刑提供了理论基础。量刑根据的确立量刑是法官根据一定的事由和标准对犯罪人决定刑罚的活动。这种事由或标准即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量刑根据或者量刑基准、量刑基础。量刑根     

量刑建议制度探略

量刑建议是国家公诉权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求刑权的外在表现,是诉讼原理的基本要求,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促进法官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有利于明确控辩焦点,增强庭审的对抗性;有利于增强检察官的责任心,提高公诉质量。量刑建议制度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量刑幅度一般以3年左右为宜。量刑建议主体一般为主诉检察官,必要时由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量刑建议在一般程序中,提出建议的时间应当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开始之前。量刑建议应采用书面形式;检察院要恰当地处理好与法院、辩护人之间的关系。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处置已成为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影响着司法实践。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新的举措和重要方式,对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量刑建议仍在积极探索和经验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