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党委政府与商会沟通协商制度问题研究

在实现政会分开、推进商会依法自治过程中,建立党委政府与商会沟通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思想认识、外部规制、参与能力的缺陷是影响党委政府与商会沟通协商制度建立的主要因素。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为商会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要拓展参与渠道和方式,发挥商会政治、经济、社会功能;要构建新型平台,推动商会广泛参与公共治理;要明晰沟通协商内容,厘清社会治理主体责任;要加强培育扶持,提升商会参与沟通协商能力。     

采购公共服务与调整公共行政边界

推动采购公共服务隐含着深刻的制度变革意义。调整公共行政边界为采购公共服务提供了条件，同时采购公共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调整公共行政边界。行政改革和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调整是调整行政边界的两个基本内容，也是采购公共服务实现的两个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以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理论是这两个机制的理论基础。我国目前采购公共服务面临的问题源于这两个基础的不足，而推动采购公共服务的现实意义是为这两个基础创造条件。     

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善治的伦理视角

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善治是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终极目标。伦理是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善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提高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责任性、回应性、公平性、廉洁性、法治性、有效性以及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完善制度保障、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各方主体的合伦理行为所实现的,也离不开伦理与制度的相互补充和其作用发挥方式的相互凭借。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商会改革:风险及其化解

商会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商会改革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范本。商会改革所蕴含的决策风险、执行风险以及运行风险应视为机会积极应对,从构建商会风险机制、形成体制内外商会并轨及政府引导与监管共存着手进一步有效化解风险。进而,实现社会治理可续和有序的现代化,依然要从坚决而审慎的改革中寻求解决之道。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     

论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作为"高政治性、强专业性"的行政行为,其合法有效性关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为减少决策失误、防止腐败滋生,让重大行政决策回归公共理性,并预防社会安全风险,应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而该机制的建构可以通过制定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来明确审查主体资格,加强法制机构建设,并进一步细化审查内容具体规则,强化审查意见的法律效力。另外,还需健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有效运行。     

商会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价值意蕴与作用实现

商会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有着重要作用。商会的统战性与社会治理、政治协商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契合。商会基于权利集中、资源整合、行业自律等功能，在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政治民主、经济引导、社会团结的统战作用，并通过“企业—商会—工商联—政协—政府—执政党”的网络结构实现其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作用。     

关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些看法

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充分认识到政府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主体,政府治理的效率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也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国家治理体系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提高政府执行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亦是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依据。     

统战工作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问题研究——基于浙江基层统战工作实践的考察分析

在党政、商会组织和个体企业之间,中国特色的商会组织既是国家统合企业进行利益整合及其表达的内生性机制,又是承载着党的统战理念社会化的代理型组织机制,也是直接承担政府职能转型的社会组织机制,商会在三方互动结构关系中发挥着媒介作用,统战工作要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需要在商会内部治理、党政与商会互动、商会与企业互动三个方面厘清制约因素、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结合浙江以商会为载体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的统战工作实践,进一步探索统战工作向商会有效覆盖的新路径。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探讨

适用除外制度是指为了维护经济运行效率、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合法存在的制度。社会本位是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根本属性,其经济学基础在于竞争存在缺陷和垄断具有积极效应。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涉及农业、国家垄断行业、部分自然垄断行业、知识产权以及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等。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程序包括申请、审查、批准、撤销等内容。     

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对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思考

项目法人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没有按《公司法》的规定设立项目法人;行政领导对项目法人的行政干预过多;项目法人没有项目的前期决策权;项目法人不能有效地控制成本。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在项目法人的设立中引入竞争机制;利用合同来规范政府及项目法人的行为,减少行政干预;采取措施,让项目法人参与项目的决策工作;制订《国家投资项目管理法》,依法对国家建设项目实施管理。     

社会责任理论下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是当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我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学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探索还并不多见。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以社会责任理论为指导,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会转型期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本前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体制的转轨和价值观念的嬗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实现执政合法性向法理型转变；同时坚持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路径选择。     

公司的社会责任及立法规制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在西方学界一直存在意见相左的争论,但却没有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立法化的趋势。同时,肯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观点也与社会法学派的社会公共利益观念相契合。在完善和发展我国公司制度,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中非常迫切地需要引进国外相关制度或法理:以非强制性规范为主,授权公司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项主要保障措施,倡导公司对社会负责必须有多方面法律机制配合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     

公司社会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选取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三方面问题予以了讨论。首先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发端的两个里程碑 ,挖掘其历史背景 ,正本清源 ,探寻有益的启示 ;其次就当今中国推行公司社会责任的两个特殊问题加以讨论 ;最后研究的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调整方式上的两方面问题     

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探析

近年来,针对上市公司的敌意收购日益增多,由于我国相关立法对在公司章程设置反收购条款尚未明确规定,众多上市公司纷纷修改章程条款,在其中纳入严厉的反收购条款,由此引发各种争议。因此在理论上分析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尤为重要。立足于公司法理论,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判断反收购条款的合法性可以采取客观合法性标准和主观合法性标准。     

上市公司治理目标的辨析与重构

由于上市传统公司治理目标遭遇了可持续发展难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负面问题。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上市公司在追求股东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充分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但其却未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上市公司治理目标的重构要基于可持续发展,在其治理政策中实现营利与社会责任的协调,而营利与社会责任目标的协调要依靠法律与市场机制、公司自身的共同作用。这也将导致公司治理模式不再固定化。     

战略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扩张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跨国公司的积极推动又把这一运动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并演变成一种隐蔽性较强的贸易壁垒,使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面临新的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历程,诠释企业社会责任的科学内涵,提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剖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战略性收益,来提高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应对挑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双赢,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双重冲突中基层政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在发挥其积极作用时,也使基层政府深刻卷入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基层政府面临着来自上级政府与基层群众两个方面的压力。基层政府的行政责任和行政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对称,导致基层政府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弱化、机制失效。应当调整对基层政府的考核标准,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制度,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推动基层政府向管理本位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