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蕴

人类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尊重历史规律,以天下为己任,结合自身发展经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外交经验,扎根中国,面向世界。这不仅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共同价值的追求,更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引领。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当下,引领世界重新思考,探索解决世界复杂问题的出路及办法。因此,研究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审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深刻认识,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从"共同体"这一范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所倡导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与"共同体"的高度融合和有机联系,是超越"自然共同体"的整体建构;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特殊利益"的价值追求,致力于打造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是打破"虚幻共同体"的理论武器;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贯穿始终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践行"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生成

习近平以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以,应当以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为出发点,从提出过程和现实依据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生成,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发展趋势等分析习近平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生成。     

从“世界历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延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问题的理论范式。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提出的理论,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条件下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的新思想,是"世界历史"的逻辑延展,实现了"共同体"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创造性结合,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破浪前行贡献了"中国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实践逻辑及时代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世界发展现状的客观考察和准确研判,是在承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汇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而提出的重大倡议,是一个涵盖价值理念、动力机制、行动原则和战略举措,并在实践中不断形塑并渐趋完善的理论体系。它以维护人类整体的共同体利益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之合力为根本动力,以合作共赢和责任共担为基本合作原则,以主动搭建多种合作平台为重要战略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理论设想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体系和人类中心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价值理念。     

从世界历史理论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殖民扩张对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的影响,提出历史正在由民族的、国家的向世界的历史转变,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不是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从世界历史观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求而出现,它的本质要求是走向世界大同。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新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应大力倡导对外开放,同时警惕西方的颠覆与渗透,以自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彰显鲜明中国特色,即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倡导涵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理论自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洞察得出的重要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体现出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以新型全球化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蕴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时代主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依存性、平等性、共赢性、包容性等特征的整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指明了世界发展进步的方向,还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实现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方案。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也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更加突显其时代意义。     

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兼谈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批判,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注重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提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主张通过“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延长线上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从马克思提出的本源共同体三种形式谈起,聚焦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视野与现实考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基于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立场做出的重大举措。本文认为,准确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意蕴,挖掘其中深层含义,以及正确应对面临的现实挑战,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