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给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新时期监狱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在我国立法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刑法的修改,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对监狱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新的形势下,充分认识《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工作带来的挑战,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是当前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刑法修订对监狱工作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作为一次里程碑式的刑法修订,刑法修正案（八）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刑法修订无疑将对其监狱管理工作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重刑犯监狱,面临的改造罪犯难度和安全防范压力将会加大。为确保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产生良好的预期社会效果,监狱的建设和保障必须及时跟进,同时监狱民警也需加强自身建设,积极适应政策、法律调整的需要,推进监管安全基础建设,不断提高监狱执法和管理水平。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刑罚结构调整的理性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方面没有实现从重刑结构向轻刑结构的转变。我国刑罚结构仍是重刑结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在对刑罚结构内部各刑种之间力度的衔接方面进行了优化,更为重视无限额罚金的作用,这使得我国的重刑结构趋于合理,机能发挥更为充分。要实现我国刑罚结构的轻刑化,必须进一步废止死刑,提升社区矫正与罚金刑的地位,进一步完善有期徒刑的内部结构,增加若干资格刑。     

刑罚结构调整对我国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罚结构的调整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同时对我国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工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明确本次刑罚结构的调整对监狱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性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贯彻《监狱法》的基本精神，提高监狱部门监管工作的实效，还有利于实现“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使罪犯顺利的回归社会。     

论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与推进,作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刑法加以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确立的社区矫正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目前试行中的＂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三是应当在刑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调查评估主体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社区矫正检视

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区矫正自2003年开始试点到《刑法修正案（八）》写入刑法以来,适应了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国际立法潮流,优化了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促使刑罚资源有效利用.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刑事惩罚的刑罚目的、社区的含义,我国的社区建设情况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地危险治理值得我们思量.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及刑罚执行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蕴涵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行刑社会化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立法精神。对刑罚执行内容的重度调整,必将给刑罚执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使我国的刑罚执行面临诸如非监禁刑的具体执行、监狱压力增大、新型罪犯的改造质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贯穿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对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假释作了严格规范,对数罪并罚执行期限作了调整,加大了对累犯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这些修改和补充必将对监狱行刑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面对刑法的修改,监狱机关要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形势变化,落实"首要标准"要求,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实现科学规范管理,确保监狱安全稳定,努力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刑犯监狱的影响及对策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的数据，《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刑犯监狱有较大影响。一是对重刑犯心理的双重影响，积极影响是增强了刑罚对重刑犯的成慑作用以及重刑犯对刑罚的恐惧心理使重刑犯感到悔恨有利于其接受改造，起到了预防改造倒退的作用；消极影响是重刑犯出现不同程度的消极心理和偏激行为，可能会加重重刑犯的监狱人格。二是对重刑犯监狱的警察产生的双重影响，由于新刑法增强了刑罚的威慑作用而强化了监狱警察对监狱事业的信心，却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以及与罪犯之间沟通的困难。应分别针对重刑犯、监狱警察、监狱机关等制定应对策略。     

刑法学专业监狱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以上海政法学院为例

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监狱学属于法学门类。监狱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性"或"刑罚执行性"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监狱学研究的所有对象内容都以"刑罚执行"为核心而展开。监狱学的定性当属于刑罚执行学范畴。由此,监狱学的学科体系则呈现出学科群体形式。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在监狱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上,把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方面的课程整合为监狱学专业本科教育的主干课程。将监狱学相关知识细化为狱政管理学、罪犯教育学、罪犯改造心理学等课程群。刑法学专业监狱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讲授方式,并依托共建基地进行实训实习教学。     

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采取了从宽处罚措施，使我国在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其修改内容与现代刑法理念相契合，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应以此为契机，在今后立法中增加排除老年人累犯、降低死刑适用限制的年龄起点、废除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例外以及分段设定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使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立法更加完善。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方式。危险驾驶案件多为醉酒驾驶。实践中,其规定存在着不足。应当扩大醉酒驾驶交通工具的范围、增加情节的限制,完善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刑罚处罚,规范与醉酒驾驶行为相关的机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2009年2月28日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后增加了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是对当前腐败问题从《刑法》角度的积极回应。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政府对于受贿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强,力求多方面借鉴经验以打击官员腐败。相对于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这是一种利用影响力的新型犯罪。结合司法实践,其客观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完善,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