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时代呼唤协同型政府——《协同型政府: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评介

正21世纪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政府改革、社会转型同时进行,公共治理早已不再是政府的独立任务,而必然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协同共进的产物。李辉博士的专著《协同型政府: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新华出版社,2014年出版)从行政生态变化的视角切入,对未来政府的存在样态、运行方式和治理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协同型政府这一概念。应当说,该著作不仅是对政府治理现实的直接回应,更是对现实的有效指导,为政府形     

协同共治格局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与限度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具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社会资源再动员以及推进社会秩序活力与秩序兼具等诸多功能。但在"强政府、弱社会"并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面临以下限度:"科层化"治理结构下基层治理活力失衡,"行政化"运作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弱化,"项目化"运作抑制了社会组织联盟化发展。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推进权责明晰的社区治理扁平化,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方式。     

网络政府:信息时代政府职能的网络化转变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们已不可逆转地步入信息时代,政府形态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网下政府——电子政府——网络政府。所谓网络政府即是政府对网络社会的适应变化。信息时代给政府以巨大的职能转变空间,由简单的"人肉搜集"到"人机合一",网络对维护民众参与政治而形成的新秩序具有时代的战略意义。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将实现从网下到网上、从现实到虚拟、从电子化到网络化三大转变,这是政府在信息化时代维系政治稳定、完成形态转变的根本。     

基于虚拟运作的政府流程再造——虚拟组织理念的导入

当今社会新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共组织需要从传统官僚制封闭模型向开放模型转变。虚拟组织作为一种开放型组织模型,能更好地应对公共组织环境发出的每一个挑战。借鉴虚拟运作的借力思维和运作方式,运用虚拟组织理念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再造政府流程,以促进新公共管理以公民为中心等多项目标的实现。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石——政府权力的“低姿态”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获得、维护、建设和制约权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石是政府权力的定位问题.传统政府权力的姿态是习惯于"高高在上",这体现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作、权力的责任和对权力的监督等方面.应当将政府权力由"高高在上""驯化"为"低姿态"的.政府权力的"低姿态"体现在政府权力的来源方面,政府权力来源于在"下"的人民的授权和同意:政府权力的"低姿态"体现在政府权力的运作方面,必须由"权力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由"为民作主"转变为"为民服务";政府权力的"低姿态"体现在政府权力的责任方面,政府应当将为人民服务当成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是宗旨.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样态

基层政府在我国精准扶贫中扮演着政策执行的重要角色。通过对17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政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共谋""备考""规避"等执行样态,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和"压力型体制"环境下的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往往使基层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科层制的关系,目标责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参与式扶贫与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参与式扶贫的胶结状态下寻求政策执行的策略,并塑造着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样态。     

政府上网现状及思考

网络技术的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方式.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把推进发展中国家政府信息化建设作为1999年的工作重点,希望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来改革这些政府的组织和重组公共管理,最终实现办公自动化和信息资源共享.在世界各国积极提倡的"信息高速公路"五个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府"列为第一位.     

公共行政:政府行政与非政府行政

传统的行政学将公共行政等同于政府行政。近百年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突出了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的作用与意义。本文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应包含政府行政与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两大部分。与政府行政相比,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具有行政内容的服务性、行政性质的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非集中性、行政组织的多样性等特征。当代中国的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由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志愿组织行政、社会中介行政构成。     

网络社会时代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

当前,人类已经处于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网络社会并不仅指虚拟社会,而是囊括现实与虚拟的连续统一体,是以互联网为核心连接的人类社会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网络社会具有与传统社会本质不同的结构、特性,就结构而言在横向体现为非中心性,在纵向体现为非科层性,而从网络社会的特性而言,还具有跨时空性、超流动性等特点。这些与传统社会结构截然不同的特性使得网络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结构与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形态都有所不同。政府是最大的社会组织,也相应会产生新的组织结构变化。本文分析了这种变化,认为政府组织必然会以打破传统严格科层化而形成各种多样结构的混合体,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政府主动适应这种时代转型的策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演化路径及其条件——以上海职业培训服务社会化历程为例

作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一种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将遵循何种发展路径?通过梳理上海市职业培训社会化二十年的历程,可以发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合作模式随着现实问题和条件的变化几经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政府招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阶段;政府双向补贴阶段;扩大承接主体和目录来源,直补受训者和企业阶段。案例中展现的运行逻辑在于: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必然伴随着政府理念和职能的调整,是政府放下自负、放权让利,加强服务与监管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发育的程度,对于促进市场发育而言,三方面的条件尤为重要:信息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事业单位的转型脱钩。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电子政府与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电子政府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电子政府的发展始终与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相联系,它突出表现在政府权力体系的重建;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等方面。电子政府的建设和推动,为服务行政模式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持。电子公共服务因而成为电子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结合点。     

中国志愿者组织发展策略与政府行为选择分析

志愿者组织是实现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志愿者组织要利用政府权威、借助社会资源、走独立法人运作模式;政府要转变观念、返还职能、完善法制建设、建立监督和评估政策,两者之间才能相得益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健康发展,促进善治。     

政府的“三种能力”:情境认知、组织调适与社会治理

政府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施对社会的管理,而政府管理可以分析出三个要素,即管理环境、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从这一理论视角切入,政府组织的能力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管理环境视角的"情境认知能力",它是政府组织直面环境变化与应对环境挑战的一种能力:二是基于管理主体视角的"组织调适能力",它体现在"适应、控制与变化"的三个环节中:三是基于管理客体视角的"社会治理能力",它体现在政府作用于客体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从管理到服务:广东省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重大调整

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广东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在重新反思和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有序地改革政府机构;改变政府运作方式,把管理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调整政府角色,以推动企业发展为已任。由此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调整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重要条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调整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坚强后盾;转变政府工作观念是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关键。     

政府转型与第三域的生长

政府转型是用"经济人"工具对传统"保姆型"国家的深刻反思。其基本理念就是通过明确政府边界、拓展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空间,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权力下放,收缩政府机构,节俭政府开支和行政成本,建立具有发达政府生产力的政府。同时,通过重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动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及公民个人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参与社会多中心治理秩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我国,政府转型的这些基本理念是通过政府分权与赋权、政府"瘦身"以及政府整合的"三部曲"表达出来的。     

推进政府知识管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知识管理在政府单位中的实践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它带来的创新包括：新的价值取向、新的合作分享机制、新的领导方式以及新的精神激励。通过政府知识管理的创新,再造新型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构造。在当前推进政府知识管理的操作实践中,仍存在根本目的不明、缺乏发展规划和灵活机制、官僚主义文化惯性运作等问题。推进政府知识管理,需要科学合理的措施和方法,主要包括进行系统构建、组织再造和环境培育。     

领导联系点的组织运作机制——基于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的协同视角

文章通过对领导联系点运作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当下领导联系点的实践并不是联系点领导与基层社会的直接对接,而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组织运作网络。这一方面是由于领导及其代理人依靠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在基层社会成效不佳,不得不转而依靠官僚体系的运作;另一方面,身处官僚体系末端的基层政府则由于其自身治理之源贫乏,欲借助运动式治理来完成其日常行政任务,以及解决基层治理的沉疴,遂主动承接联系点的基本运作,并在实践中启动了中心工作等非常规行政方式。由此,在同一治理目标中,便同时呈现出了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的科层制行政双轨协同的运作机制。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