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及地区排放权交易的法律研究

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各国及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亦随之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应当从我国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现状出发,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排放权交易立法的经验,完善我国的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促进我国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域外碳排放权交易政府监管的法律制度考察——以欧盟和美国为对象

迫于低碳经济转型的压力,初始阶段的碳排放权交易更需要政府适时适度监管。政府在监管的过程中,虽然可以凭借丰富的监管经验做到机会型监管,但是不能始终保证监管能够有力且有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盟最早实行配额碳排放权交易,而美国的自愿碳排放权交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两种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相关政府也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对欧盟和美国碳排放权交易政府监管法律制度的考察,有利于我国早期自愿碳排放权交易政府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中晚期配额碳排放权交易政府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京都议定书>中所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以下简称CDM)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本世纪初欧美国家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而中国作为CDM的重要参与方却迟迟没有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法律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一项利用市场机制治理环境污染，达到环境容量优化配置的手段。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这项制度的行之有效性。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为使这项金融创新做到有法可依，应加强对其法律关系的分析。为构建起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需要首先依法确认碳排放权、碳排放的总量控制以及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等制度前提。     

建立中国特色碳配额许可交易体系的战略思考

减少碳排放已成为世界共识。当前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政策主张可以分为边境碳调节税（碳关税）、碳排放许可交易（碳配额）两种类型。我们主张实行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它是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贯彻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政策选择,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我国应把碳配额许可管理作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在国际气候应对规则中加快夺取我们应有的参与权、引导权和决定权,争取国家有利的发展条件,推进我国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推进我国进入富强和谐的碳中和时代。     

个人低碳消费行政法义务确立的正当性检视

在治理雾霾与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过程中,政府通常运用民事手段、经济手段或者柔性行政手段来引导个人低碳消费。然而,政府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高碳消费责任机制的缺失。有鉴于此,我国应对个人施加低碳消费的行政法义务,它有利于克服道德义务局限性、弥补碳税不足与实现实质平等、保障个人碳排放权,它符合宪法法律的内在精神,且有国家能源管理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和排放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等作为支持。     

论国际碳排放权的配置模式

大气资源属于一种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国际碳排放权的配置是一种危险防御活动,其目的在于保护大气资源不承受过重的负担。自由主义的配置模式是当前国际碳排放权的默认配置方式,会带来负外部性的影响,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配置模式,需要对主权国家进行优先秩序的分类,会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不符合气候正义原则。平等配置模式是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人均分布为基础,受到碳预算的限制,这是气候变化政策最直接的途径。以市场为基础的配置模式会导致气候变化的市场失灵,造成配置结果的不公平。矫正正义的配置模式要求大范围削减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符合环境法的"污染者付费原则"。     

积极发展核电,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当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核电作为一种技术成熟、安全高效的清洁能源,重新受到各国的重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我国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     

美国联邦碳排放限额交易立法解析

关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限额交易计划的问题,已经在美国国会获得了强烈的政治考虑,多部联邦法律草案勾画出了未来联邦碳排放限额交易计划的基本架构,只是具体细节的设计上存在微小差异。但是,拟建联邦碳排放限额交易计划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有限,且因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而近期获得通过的希望渺茫。     

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法律问题探析

近年来,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海事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授权下进行了包括立法在内的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对国际海事组织构建的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法律框架进行厘清的基础上,就其框架中体现出的"不优惠待遇"原则及相关的减排机制进行分析,认为相关制度还有待调整以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归入权制度的主要法律问题研究

归入权(全称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权”)制度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内幕交易预防制度,由于该制度具有适用简便、可操作性强等优点,被各国视为一件铲除内幕交易的利器。我国的相关立法对归入权制度也作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简陋,相关制度之间相互冲突,导致该制度在法律实践中鲜有适用。应当运用比较分析、法律经济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归入权制度的规制对象、短线交易的标的、收益的计算方法以及司法实施机制等该制度的主要问题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的先行先试

在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中,碳金融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它能够从碳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银行贷款等多方面支持生态城市建设。而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的先行先试又为生态城市碳金融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在全国范围内的碳金融立法奠定了基础。鉴于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先行先试所具备的可行性和良好的预期效果,应加快在生态城市试点区制定《碳金融促进条例》、建立生态城市碳银行、进行碳金融衍生产品制度的创新试验等,对生态城市的碳金融地方性立法作大胆尝试。     

加快泰安市低碳经济发展的建议

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经济增长,使人类的物质财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张。但是,由于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以使用化石燃料为基础,其生产和消费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越来越难以持续。低碳经济是以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发展碳吸收技术,以及节能减排、产业升级、消费模式更新和制度创新为途径,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提高单位碳排放的生产效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国际合作的博弈论分析

随着气候变化的危害性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并没能够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似乎表明,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仍然任重道远。国际气候合作不单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利益博弈和国家实力较量的新舞台。     

《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施

《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并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清洁发展机制给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我国在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过程中，应注意交易价格、碳泄漏、法制建设等问题。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资源及其整合

近年来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灾害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碳排放大国,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对我国的环境形成威胁,还对中国的经济、能源、以及农业林业资源带来巨大影响,也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形象等构成挑战。针对我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具体国情,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应对我国现有的宪法、经济法、环境法等法律资源进行整合,以发挥其最大功能和价值。     

21世纪低碳经济发展潮流与道路选择

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困境。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配置,选择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将为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中赢得发展的先机。     

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应对——后京都时代的中国节能减排立法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使命感和时代感在逐渐增强,节能减排的形势和要求在不断强化,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我国面临的压力将逐渐增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的走向以及对我国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一系列严格有效的措施,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出台,强化了我国直面气候变化问题,寻求解决路径的紧迫感。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时代的际遇,挖掘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节能减排的潜力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文,探讨此论题。     

温室气体区域协同规制的法律路径选择

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一样具有区域流动性,这就意味着需要采用区域的方法,即协同规制实现减排目标.“协同规制”意指规制主体以相互合作的方式规制温室气体,包括在制定法规、规章、政策等规范性文件的协同和依据规范进行管理、控制的协同.目前温室气体区域协同规制在协同依据、内部协同及内外协同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困境,而破解之道在于对现行法律规范、制度的创新,从而构建行稳致远的区域协同机制,即需要形成“硬法”为主,“软法”为辅的立法供给模式;构建以横向激励为主、纵向强力为辅的法律机制;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发挥区域内外协同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