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是 ,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试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

由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制度在36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法典》中便已经有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区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量的银子。此后,政府补偿逐渐被罪犯赔偿所代替。从19世纪开始,以意大利学者菲利和加罗法洛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认为,犯罪被害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得到赔偿便转而通过犯罪以维持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因此,该学派建议应该由国家对这部分犯罪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但因当时各国经济实力不济,该建议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被害人学的…     

试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

由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制度在36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法典>中便已经有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区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量的银子.此后,政府补偿逐渐被罪犯赔偿所代替.从19世纪开始,以意大利学者菲利和加罗法洛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认为,犯罪被害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得到赔偿便转而通过犯罪以维持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因此,该学派建议应该由国家对这部分犯罪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但因当时各国经济实力不济,该建议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英国著名的监狱改革家、法官马杰里·弗赖(Margery Fry)女士于上世纪50年代使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制度在盎格鲁撒克逊法系中又复活了.由于她的努力,英国政府于196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不同的补偿方案.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的新西兰于1964年在世界上最先制定了<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英国随后也制定了<犯罪被害人补偿纲要>,此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在该法中也确立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最近几年的几个典型案件体现了我国犯罪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罪犯无力赔偿致使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恢复的现实问题,限于中国国情,结合相对合理主义的观点,中国应建立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接轨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试论刑事被害人在犯罪形成过程中的责任

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自由意志活动的产物,是罪犯单方面的一元活动,而把被害人在犯罪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基本搁置一旁,忽视作为罪人对立面的被害人的意志活动。这样研究犯罪现象,探查犯罪原因以及设定预防策略,其结论必     

拐卖儿童犯罪附带民事诉讼刍议

拐卖儿童犯罪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儿童的人身权利,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第,危害社会治安,而且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重大的经济损失。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既要对罪犯严惩,又要切实保护被害人家庭的合法权益,判决责令罪犯赔偿经济损失。因此,笔者就拐卖儿童犯罪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问题作如下探讨。     

略论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犯罪不仅侵害了国家安定的社会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埋下了一片阴霾.我国现行刑法更多地是关注犯罪本身以及对犯罪人的惩罚上,在被害人救济方面,主要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加害人补偿的.然而,现实是我国每年大约有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根本不可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于是,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受损利益,也可以提高国家司法的被信任度,还可以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     

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刑事被害人补偿,又称刑事损害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因国家司法机关始终没有找到罪犯或者罪犯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等情况,而由国家对被害人予以一定金钱或物质的法律制度.     

认识决不能停留在经验上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例如:(1)在凶杀案中,犯罪分子用刀斧将被害人砍得面目全非,这表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有刻骨仇恨,一般认为是仇杀。(2)罪犯分子实施犯罪后,不慌不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无被害人犯罪是犯罪学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对之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究是否能够对之进行非犯罪化,因此在刑法学上属于＂待非犯罪化＂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并非没有被害人,而是当事人不认为自己是被害人,因此,无被害人犯罪能否被犯罪化在于该种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     

“被害人研究”在侦查实务界的实践与应用——对“三定侦查法”之“被害人研究”课题的探讨

刑事司法中,对被害人研究的关注早在我国宋代便有记载。"被害人研究"是"三定侦查法"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定性质"范畴,并贯穿于整个"三定侦查"体系。被害人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一是可以推断案件的起因和背景,发现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解读犯罪行为人;二是可以推断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和惯技行为,为案件串并提供帮助;三是可以更好地预测犯罪行为人下一个最可能的侵害目标,对侦查破案及安全防范均有益处。被害人研究应该重视被害调查研究,重视被害预防研究,重视人才培养。     

包庇罪作假证明问题分析——兼谈包庇罪与伪证罪的区别

作假证明是包庇罪的核心行为,从作假证明的主体、阶段、行为及目的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与伪证罪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会更好地解决包庇罪与伪证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具体说来,作假证明的主体应包括被害人,发生的阶段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方式是积极的作为方式,目的是使犯罪的人逃避法律制裁。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性

刑事和解是一种在非刑罚化、被害人保护、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均极具创意的新制度。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恪守的重要原则。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问题是完善刑事和解所必需的基础性理论。不容否认,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然而系统论证之后可以得出二者间存在着协调可能性且协调性占主导地位。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当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而无法从犯罪人处或其他途径获得损害赔偿时，由国家设立专项基金，依法给予其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安全及司法保护制度。应当从补偿的对象、补偿的范围、补偿的数额及资金来源、补偿程序等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构建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以被害人、犯罪人保护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降低犯罪人的再犯罪率.而在现有刑事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犯罪人处于困窘状况的现实呼唤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构筑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警犬技术在强奸案件侦破中的应用

在强奸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人都有正面接触，并且多数会发生搏斗的过程，现场的强奸犯罪特征明显，可能遗留有精液、毛发、血迹等可以作为嗅源的物证。警犬技术通过警犬灵敏的嗅觉来追踪、搜索、鉴别犯罪分子，已经成为强奸案件突破的有效手段。在强奸案件中运用警犬应提高警犬的使用率、作业能力，并提升执法规范化意识。     

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造

刑事诉讼是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动反应,国家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犯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而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势必影响作为公民个体的私权利。这样国家就必须在为保障公众的安全而随意的启动诉讼程序与为保护公民个体的私权利尽量少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的差异,刑事诉讼的启动在标志上、条件上和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区别,其具有:案件输入、保障人权、案件分流的功能。目前我国刑诉启动程序中案件的输入功能欠缺,为此,必须降低立案标准,增强案件输入功能,把侦查行为的启动作为诉讼启动的标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今我国的刑事政策。监狱的宗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的根本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