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村民自治、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平正义的需要,而更新农村治理理念、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更需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做起,这是实现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我省村民自治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实行村民自治是现阶段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目前,我省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完善我省村民自治应在坚定村民自治方向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并加大教育力度,提高村民综合素质,进一步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观念。     

困境与出路: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国西部农村基层民主——以四川省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中国西部农村遭受到强烈的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与此同时,已经推行20多年的村民自治也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资源流失导致村民自治资源稀缺,文化衰落导致农村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在城市化浪潮中,西部农村基层民主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第一,推动村民自治由行政村自治向农村社区自治转型;第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第三,鼓励实践创新,探索新形势下村庄治理的新路子;第四,吸引农村精英回乡建设新农村,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留守村民的自治能力。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分化、困顿与提升

目前,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可以分为引领型精英治理、维持型精英治理、滞后型精英治理与异变型精英治理等四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为常态精英治理,后两种为病态精英治理。不同类型的精英治理存在不同的困顿,集中表现在法治权威弱化、高质量人才缺失、群体隔阂、精英异化等方面。为此,可从健全选举制度、吸纳乡贤人才、规范精英行为、促进权威融合等方面对村庄精英治理进行提升。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实践场域中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调查

村民理事会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等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村民理事会的发展程度、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村民理事会在提供自治平台、推动乡村基层自治、兴办公共事业、助力乡村社会建设,协调村内矛盾、维护乡村和谐风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政策定位较为模糊、资金来源不稳定、职能权责受限等问题,亟需从加强政策引导、明确机构定位、提供资金支持、保证资源供给、完善组织建设、实现规范运行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场域现代化。     

责任缺失下的村民自治:基于不完全权力的解释

村民自治是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然而,责任缺失已逐步成为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掣肘。本文以自治主体的权力为出发点,构建了不完全权力的理论模型,试图从"情境"和"过程"的双重视角为村民自治中广泛存在的责任缺失现象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所谓"情境",是指村民自治结构的集权性质,即自治权力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委员会权力向村民委员会主任集中;所谓"过程",是指自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主观原因或被动原因未能完全行使,即"主动不完全"和"被动不完全",二者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逻辑。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运行的政治社会学变迁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权利保障到民主启蒙的价值嬗变过程。在运作模式上,村民的民主权利要在公共事务的组织参与中得以变现,目的就是城乡人口流动和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社区和村庄治理。因此,村民自治的程序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和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乡贤利民二三事——铜仁市推行“村两委+乡贤会”基层社会治理

＂村两委＋乡贤会＂模式创新和丰富基层社会治理,弘扬中华民族反哺桑梓的传统美德,激发游子回报故土热情。乡贤会是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组织。早在2014年,铜仁市印江自治县就已在全县开展＂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试点工作。通过试点,这一模式逐渐成熟,于2016年3月在铜仁市全面推行。＂乡贤在村子里地位较高,村民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     

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前瞻的三维分析

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如何,是一个值得人们争论和思考的问题。从微观看,村民自治在短期内将是对具体的现实要素问题进行有效治理。从宏观和长远看,随着国家的放权和农村微观组织的再造,村民自治将朝着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发展,但村民自治蕴含的民主、自由、自主价值理念不会改变,村民自治从封闭走向开放,并最终促成城乡、社区和整个社会的一体化。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政治参与到政府治理再到社区建设的价值嬗变过程。在发展导向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关注民生、彰显民意。因此,要在民主程序的创新实践中提升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培养民众的基本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的双向透视

我国村级治理的法定模式是村民自治,从法理上说,这一模式可以充分满足广大村民的诉求,但是我国部分地区在实践层面上的村级治理由乡村精英的话语主导,没有很好地满足村民诉求。从价值追求与利益驱动的逻辑向度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进行溯源后,精英话语主导村级治理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客观性,但是基于其自身的局限,具有向村民自治过渡和转化的必然。精英治理因其优劣并存而与村民自治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的融合过程即为张力的调适过程,最终将实现彻底的村民自治。     

村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伴随着农村治理方式的改革,中国村域社会从"集权式"治理发展到了"选举式"治理,现在自然村屯中还出现了"参与式"治理,形成了如"社区理事会"、"农民议会"、"党群理事会"等有效治理方式。但是村域基层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还需要把握好一系列问题。村民自治发祥地广西宜州市在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中,推行的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党群理事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较好的选择。     

浅论村民自治的基本特征

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一般来讲。自治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自治的形式有多种。如地方自治、社会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和人民群众自治。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纵观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