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转,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和评估社会治理发展的政策脉络和演变逻辑,以及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创新,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国家角色的转变与主动变革。当前,社会治理的发展已显现出制度化、法治化的趋势,但并没有真正成型。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缓兵之计"或"权宜之计",而是兼具制度化与策略性。未来中国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转变,从而积累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与良性运行。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社会政策的行动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还不够清晰,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行动框架。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来看,社会治理是从"社会管理"转变而来。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是社会建设与公共服务,三者又是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需要从政策视角予以审视,通过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福祉、优化利益分配,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与契合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路径来实现国家治理,与该国的治理理念、治理传统、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等密切相关。创新型国家要求国家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是通过复合化治理手段实现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高度互动与契合。社会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民主政治为社会治理创新打通了参与渠道,依法治国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又和谐统一于党的领导和对共同价值的追求。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特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保障。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定位:首先,诊断社会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能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基本民生建设与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权力膨胀与公民权利萎缩等社会问题,既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其次,促进社会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本文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最终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治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两者一字之差却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中共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要理解这种创新,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治理是什么"的问题;二是"社会治理如何进行"的问题。究其根本,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需要从政府、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三个层次构建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     

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功能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的协商民主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发挥着协商、参与和监督等作用。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商民主进一步获得了制度化、规范化与实效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衔接,积极推动着社会的善治。     

“互联网+社会治理”:新媒体代表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优选路径

新媒体代表人士参与社会治理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统战工作的一项崭新实践,统一战线要深入开展互联网虚拟社会的统战工作,积极探索统一战线引导新媒体代表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规律,搭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新架构;不断加强与新媒体代表人士的联系与服务,充分发挥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专业特长与智力优势,深化新媒体代表人士在统一战线中的特殊作用,构建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互联网+统一战线",为社会治理凝聚力量,为社会建设增光添彩,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做出贡献。     

国内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启示

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搞好社会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做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探索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各个地区亦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与本地区实际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问题焦点和发展趋势,从而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合理创新。     

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背景下何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场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的视角归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路径,即基于权力本位的"管控性治理路径"、基于服务本位的"回应性治理路径"与基于法律本位的"法制化治理路径",进一步对传统治理路径的局限性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无法应对社会治理的隐性风险及无法奏效隐性风险的社会治理。鉴于此,提出将技术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构建社会治理的技术路径,并重塑社会治理的人本、效率、主体和技术的价值取向,以期促进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平安建设视野下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探索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尤其是在改革发展关键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亟待创新加强。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平安建设、促进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衢州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问题导向,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微创新",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实践,紧紧围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保衢州一方平安"总目标,调整优化以系统治理、多元参与为目标的治理体系,构建完善以综合治理、"三治合一"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建立健全以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为重点的治理机制,着力强化以常态化运行、长效化治理为关键的运行保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在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创新突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机制的转型提升。     

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企业)被公认为当今社会治理的"三大支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化社会组织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育,成为推进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基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各地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在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这些思想包括: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加强网络空间建设,培育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加强城市常态化管理,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理;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从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理论、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体制、大团结大联合"两大旗帜"、百年统战积蓄的"四大优势"入手,阐述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统一战线在思想意识、参与渠道、目标方位与方式创新四个方面服务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薄弱环节,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整合政治、功能、人才、资源优势,创新民意表达、价值引导与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协同化、科学化、网络化水平,以期增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效能。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发展、挑战与改革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发展,以社会治理的进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的提升是一项重要而现实的研究议题。在政策层面,国家已经强调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对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而从现实发展来看,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重,社会矛盾冲突持续增长,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空间有限等都表明社会治理同时面临挑战与机遇。体制机制设计、制度建设与创新是确立社会治理新常态,以社会治理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中国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改革,需要积极、持续和有效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改革,并以法治为基础和根本保障,推动社会治理走向全面发展。     

论析“新常态”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层面。一部政治文明史是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仁政善治"是永远的社会理想追求。法治是善治之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诉求。加强"道德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法治是实现民主治理的根本保障。"契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诚信精神呈现"合情"与"合理"的社会稳态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力量,是塑造公序良俗,社会和谐,人心向善的方向盘和定心丸。     

马克思社会与国家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我国发展现状,创造性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执政理念。在表明"大政府小社会"时代即将结束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国家这个政治统治工具还需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新课题。而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理论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