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化解民事群体性纠纷的实证研究——以S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领域案件的多元调解为视角

为更详尽地探寻人民法院化解民事群体性纠纷的真实逻辑,本文通过对S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领域案件流程的全景式实证研判,以人民法院的多元调解为着力点,破解纠纷调解主体单一以及调解程序单一的困境。当前,化解民事群体性纠纷的完善之道要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调判分离模式的深化。     

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鄱阳湖水域因边界纠纷、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不稳定因素,较易引发跨行政区划群体性事件。其主要特征为利益性、聚合性、复杂性和暴力性,其引发的纠纷类型为捕捞纠纷、水上交通事故纠纷和采砂卖砂纠纷。目前,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面临以下现实困境湖区管理体制不顺、各职能部门未形成合力、缺乏科学高效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应对群体性事件更多强调维稳处置而未凸显有效预防、尚未建立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应保障机制、情报信息不畅通且各部门间信息资源难共享等。构建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机制的重点在于组建鄱阳湖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和应急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机制。     

金融危机下劳资性群体事件发生的特点及调处措施

目前企业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较多,参与者众,组织化程度高,暴力化倾向明显,影响越来越大。预防和应对劳资性群体事件的爆发,改革和完善调解机制是主要手段,积极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诉求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根本途径。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及防控对策——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明显增多趋势。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利益关系的失衡,加之有关利益表达机制和矛盾解决机制不完善,产生各种民怨和社会不良情绪,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而发生。只有积极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理顺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不良情绪,才能从根本上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及其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与违法或犯罪行为划等号,其产生有理论与现实的原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并非是在形式上以高压手段完全消除群体性事件,而是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合理设置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在机制设置上完善民主公开制度和诉求表达渠道,依赖民主选举监督制度规范公权力,改进矛盾协商解决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才能最终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上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提高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一些地方呈现多发态势,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较大,加强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刻不容缓。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公众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权益的诉求引发,能否有效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影响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该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诉求回应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有效回应公众环境利益诉求的能力。     

公共政策创新视角下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探究

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思想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各类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在近些年的集中式爆发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在于: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利益分化引起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定化;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之间的矛盾;情绪化倾向地传播,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新媒体无形的渲染和强化作用。基于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探析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现实路径:采用开放式决策的方式;重视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特性;拓宽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出台和完善相关追究事件主要责任人、参与者的公共政策;实现对新媒体的有效管理。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城市基层社会群体性纠纷对策分析

城市基层社会群体性纠纷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是社会既有利益格局再调整的重要途径.目前群体性纠纷解决对策主要是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主,注重调解解决.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现有对策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对于纠纷的治理而言,群体性纠纷预防和控制工作尤为重要.     

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

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的提出背景是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坚持慎用强制措施特别是慎用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结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应多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逐步实现从＂羁押为主＂向＂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转变。同时,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注意发挥调解、和解的功效,为群众提供一个正常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社会冲突解决机制。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