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及述评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每种公共行政价值观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在保持理论的连续性的同时,不断进行扬弃和创新。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 ,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 ,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 ,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工具理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 ,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的存在 ,借助于人的思维、观念、运算、操作等实践过程 ,为人们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 ,由此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不断验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当代中国发展观念重构的双重逻辑向度——基于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嬗变的哲学审视

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支撑的现代性发展思潮和以价值理性为内在支撑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现代性发展思潮一直在西方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80年代以来,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则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嬗变,不仅表征着社会发展思潮具体理论形态的更替,更意味着人类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逻辑归位。它表明,弥合理性的断裂,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当代发展观念重构的逻辑原点。     

农村宗教热及其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农村宗教热问题既有其经济社会根源,也有政府管理缺位方面的原因。正确应对农村宗教热必须坚持社会治理方向,解决好理性认识、法治构建和角色转换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充分认识农村宗教长期性、群众性及其社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规范化、法制化的农村宗教事务管理机制和探索引导农村宗教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进一步推动农村宗教社会治理创新。     

试论农村社会救助对社会公平的保障

农村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主要内容。我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要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要解决好农村社会救助问题。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不仅有利于保障我国农村广大人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保障。因此,要解决好农村问题,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措施的冲突、执行者应有信念与实际利益的冲突、执行中主观伦理责任与客观制度性责任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关键是公共政策执行中在重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归位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化,实行以德行政从而达到二者的有效调适与整合。     

基于科层逻辑的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分析——以A市D新区为个案

基于科层逻辑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集中管制导向、标准运作技术导向、工具理性效率偏向的特点.在A市D新区,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导致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供需矛盾突出、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摆脱科层式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就必须提倡公平优先效率,伸张公共服务价值理性;扩大社会参与,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弱化森严等级,实现权责统一;破除僵化管制,实行灵活弹性治理.     

构建以公平为目标的教育政策

目前我国教育在现实中存在不公平性问题,该问题产生有现实的和历史的背景,教育政策应以“公平”为目标,构建以公平为目标的教育政策。     

角色理论视野下农村文化生活重构中的政府担当

角色理论是从角色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活动的理论。政府在农村文化生活构建中充当着政策制定者、资金投入者、文化活动组织者的角色。农村文化生活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政府有不同的角色期待，产生了角色冲突．农村文化生活构建中问题频现。政府必须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由政策的制定者转变为政策实施的监督者，由资金提供者转变为融资推动者，由文化生活的前台主导者转变为幕后引导者，最终实现角色的转变，以满足各方的期待。     

论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中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社会救助工作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目标,以生产自救和互助合作为救助方式,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为方针,以保障民生为基本理念。毛泽东的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各方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实践所体现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随着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从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实践的角度挖掘其所蕴含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有助于我们在现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人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交往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进而构建交往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试图超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达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畸形、片面到自由、全面的过程,是一条预设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大同之路。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科学民主观的“四个统一”原则

民主所包摄和涉及的各种价值充满着较量和矛盾。科学民主观要平衡好诸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民主观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论与实践、公平与效率以及自由与平等有机统一这四条原则。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公共政策视角下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妇女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以湖北宜昌农村外迁移民村W村为例

公共政策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主要表现在利益的分化上，对外迁的农村移民妇女也不例外。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宜昌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妇女较男性而言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虽然国家库区移民政策为移民脱贫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这一系列政策缺乏社会性别敏感，移民对农村妇女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影响，没有进入政策关注和论证的领域。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必将推动移民妇女脱贫和发展的进程。对于决策部门而言，政策的出台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库区移民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其对妇女影响，并进行科学论证；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政策是否有利于移民妇女的发展，并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政策评估应加入妇女发展的指标，以反映政策的公平、和谐的价值导向；发挥公共政策的作用，支持农村移民妇女通过移民走上脱贫和发展的道路。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试论农村非政府组织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体制中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新兴角色,是一个国家和成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正步入一个文明现代社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以理性的思维看待非政府组织,以和谐的理念培育发展我国的农村非政府组织。     

现代性语境下高校学术量化评价的隐忧及超越论析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逐渐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组织与制度中,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样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性以理性与自由为主旨,激活了人类的潜在力量,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隐忧与悖论.就当前而言,受现代性的观照,量化评价存在三大隐忧:其一,对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崇拜,遮蔽了学术的本真意义与价值;其二,学术评价的技术理性束缚了学者主体性;其三,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让学术道德陷入危机.基于这种现代性困境,有必要复归学术意义世界,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张扬主体意志,维护学术自由;培育学术德性,完善学术伦理规范.     

公共政策评价的困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公共政策评价应该重技术分析还是价值判断？ 政策制定过程要民主还是要效率？ 政策执行中该拘束还是应变？ 政策效果能够量化还是不能？ 政策评价结论可信还是可疑？ 对于上述问题的艰难回答凸显了公共政策评价领域的困境，而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