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乔冠华卖小报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地下室批斗。 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反派就是不放人,还是周恩来出面找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配乔冠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反战士嫌麻烦,将他押送…     

胎死腹中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正聂元梓: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1967年1月,夺权风暴从上海开始,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先是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后,在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造反派和部分支持他们的"革命"干部联合起来,进行了夺权行动。在北京,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造反派"领袖"当然也不甘落     

1967年夏季,中国外交部的“夺权”闹剧(三)

七、毛泽东终于表态 8月25日凌晨,参加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下榻处回到北京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讲了各省情况、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后,周恩来十分愤慨地说:“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     

“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上海突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即上海部分造反派在王洪文等人的鼓动下,在上海市郊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如何处理此事?当时中央在周恩来和陶铸的坚     

动乱岁月的回忆

5年的关押生活1967年7月17日,武汉“七·二○”事件前夕,南京开始“揪军内一小撮”。晚上军事学院一部分造反派翻墙进到医院病房,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被他们用被子裹着就弄到解放路四号军事学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从此我就被关了起来。9月24日,林彪和由他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根据某些人操纵罗织的“王平的罪行”的报告,下令我停职反省。从7月17日算起,此后我被关押了将近5年(仅差     

耿飙、黄镇"反党集团"始末

1967年初,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人员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黄镇在法国当大使,耿飙在缅甸当大使.耿飙从仰光回到北京就被"造反派"拉到外交部的一个房间"交代"问题.黄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造反派"也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让他背语录.他背了"老三篇".     

我奉命复查廖汉生冤案

总政制定复查组组建和复查工作的方针廖汉生是在1967年1月8日被造反派突然抓起来游斗后隔离审查的.他先被关在北京西山营院一间偏僻的小平房里,1969年10月被押送到河北省邯郸市某部队营房看管,之后又转到石家庄七分部营区监护,与家人和社会完全隔绝.     

云栖竹径杭州情--忆陈云同志在杭州

陈云同志生前非常喜欢杭州,多次来杭视察、休养.新中国成立后,一共来过23次,从1977年到1990年,每年都要到杭州住一段时间.他是上海青浦人,随着年事日高,江浙的气候水土更适宜于他的身体.记得在杭州最长的一次是从1989年10月8日到1990年4月28日,住了近7个月.他常说杭州的环境好,气候好,山水好,以致每逢回京,对我们总是说要"出发"去北京了,可见对杭州的深情.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多次接触陈云同志.特别是1985年以后,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我直接负责陈云同志在杭的警卫、接待工作,这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的一段经历.     

刘少奇的遗嘱

1967年4月9日午餐时,刘少奇听儿女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十分震怒。他推开饭碗,气愤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一段往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平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那时,我也被"造反派"关起来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恢复了工作,到武汉军区当副司令员。在那之后不久,又派我去搞葛洲坝工程,一共干了两年。从1973年起,我重新接触军队工作。那段时间,看到部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非常好的制     

许世友“文革”避难大别山

许世友: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许世友在1966—1976年(二)

许世友在大别山接到通知：毛泽东拟在上海召见他许世友是个急性子人，人在大别山，心系全军区部队，时间一长，有些耐不住了。他先是以检查战备工作为由进大别山，后来称自己患了神经性呕吐症，继续留在大别山军区后方医院。本来没人干涉他的，他却自己心里犯嘴咕：总不能老死在大别山，躲避退让，这么“窝”着，哪象我许世友！上海的造反派刮起所谓的“一月风暴”后，江苏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分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并导致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接见了江苏省及南京地区群众组织代表，决定对江苏省实行…     

贺龙在西山的最后岁月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一大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受迫害。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策动下,1967年1月上旬,“打倒贺龙”的大字报贴满了北京的街头,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冲进东郊民巷贺龙的住所,使这位身经百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元帅,头一次碰到了不能还击的对手。     

“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您的名字刻在蓝天上(下)——一位民航老战士怀念周总理

在风暴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各地红卫兵要免费坐飞机“串连”,在机场静坐,示威,拦截飞机。抓捕各省市到北京开会的“走资派”,围攻外交官。还有人提出要在飞机上搞“红海洋”,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一律要在上飞机前或在飞机上念“语录”,甚至跳“忠”字舞。各地来的学生到民航总局办公大楼串连搞“四大”。总局内部的“造反派”今天揪这个,明天揪那个,领导干部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     

千古奇冤——刘少奇下台的前前后后（下）

“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做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进入１９６７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造反派开始向刘少奇发起正面冲击。１９６７年元旦这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福禄居贴出大字报，在院内的地上和墙上刷上大标语。１月３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住处，直接对他和王光美进行围攻。１月６日晚上，在江青等人怂恿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们上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学校作检查的归途…     

灯火阑珊处——回忆爸爸曹维廉

由上海到北京的列车上，许多大人都乐意逗我说话。有人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我答不出．就反问他们去北京干什么。他们说出差．我想我也是出差罢。那是1968年。我4岁半，是我第一次离开外婆家．离开上海．所以我只跟会讲上海话的人讲话。     

改革创新精神是推动上海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最大的动力

正时间:2018年8月21日、30日,9月6日我1962年至1967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学习。后参军到西藏服役。1974年复员到上海广播事业局,此后长期在上海宣传文化系统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分管     

军事学院衍变中三对主官的“文革”岁月（下）

调李聚奎到高等军事学院当院长，不是一般的调动，背后隐藏着秘密 李志民政委在高等军事学院（以下简称“军事学院”）的最后阶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1967年1月9日．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在全院召开批判李志民的大会．还把总政领导“请”了去。军事学院的武斗随之升级。参加武斗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员，一般在四五十岁，     

莘莘学子报国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正好初中毕业。7月下旬至8月中旬我到杭州投考高中,日军侵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又爆发了,敌机到杭州轰炸,沪、杭一带处在灾难地区。我就从杭州跟着难民逃难回到家乡嵊县。我虽然考取了杭州高级中学,因为日军侵略,学校停办,我就辍学在家。见到日机经常来轰炸县城,同时见到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至后方去,为家乡受日寇侵略沦落而发愁。1938年7月,我由钱